力量源泉一：人，有血有肉的人

　　新闻的力量和冲击力在于其个人化。只有个人化的新闻，才能够在报道的一开始就紧紧抓住受众注意力，激起受众的极大兴趣。所谓新闻的个人化，就是通过人们的个人故事、体验为切入点和线索来报道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或解释新出台的法规政策等。优秀的记者在报道重大新闻时，总是从某个个人的视角出发，以小见大、贴近读者，从而顺其自然地引出对重大新闻的报道。

　　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报道重大新闻的时候，常常忽视这一点。而且，越是重大的新闻，越是没有个人化的故事。请看下面这条通讯：

　　世纪初年，“十五”开局；高歌奋进，步伐雄健。

　　经历了大事喜事的洗礼，也经受了热点难点的考验，回首来之不易的开门红，备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深闳精辟。共赴又一次春的聚会，代表、委员们高度评价2001年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亮点频出，实事求是同与时俱进交相辉映。

　　为新世纪汇聚精神力量

　　2001年的中国，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阶段。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的呼声，空前热切。

　　重重考验，近在眼前——向内看，改革日益深入，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必然引发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向外看，开放不断扩大，给国民素质提出新要求，也向文化阵地发起新挑战……在课堂上，我让学生们阅读这篇通讯，他们都认为，这两篇通讯尽管运用了很多充满感情色彩的形容词，但是读起来不仅感觉不到冲击力，而且如果不是老师硬性布置，他们简直无法读下去。

　　“上面这篇通讯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同学们问。

　　“没有人，更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面孔。”我回答。

　　早在10年前，邓小平对这种文风曾生气地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江泽民也多次批评这种文风，“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要讲究宣传艺术，增强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像“两会”这类重大政治事件报道的冲击力，不只是来自对参加“两会”的代表和领导的报道，更多的是来自普通百姓个人对“两会”的反映，来自“两会”对普通公民产生的影响。这种个人化新闻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确实胜过几十篇讲大道理的社论和理论文章。

　　《中国青年报》2002年的“两会”报道中，大部分的自采新闻用的就是个人化的报道手法。如：

　　浙江省金华市一个农民，向有关部门申办一个养鸡场，前前后后盖了270多个章。为了盖这些章，连新买的汽车轮胎都磨破了。几年后，申请终于被批准，但这个农民对办养鸡场已经没有兴趣了，因为市场行情发生了变化。

　　这是行政法学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杨海坤给记者讲的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听起来十分荒唐的案例表明，现在行政机关手里掌握的审批权过滥，有的甚至就是扰民。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此加以规范，这部法律应该是行政许可法。”

　　“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受到法律有效约束和控制的政府。从《行政诉讼法》到今年即将出台的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表明我们一直在朝这个目标前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教授告诉记者，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这两部重要法律，现在都已经有了草案，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保护权利制约权力》，《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10日）

　　这篇报道是关于即将出台的《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的新闻，然而，这篇新闻的冲击力不在于记者或法律专家关于这两个法律意义的介绍和描述，而是一个农民白白盖了270个公章这个令人生气的故事。

　　“人”是任何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故事，特别是普通人的感人故事，往往是读者最爱看的。但是，中国的记者在“两会”报道中，更多的是只关注会议议程、程序、提案、议案。毫无疑问，这些非常重要，但是，记者们必须认识到，“两会”的重要议题只有通过个人化的故事和感受，报道出来才能产生最大的传播效果。

再看一篇《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就是抓住了“人的故事”，运用了“新闻个人化”手法。

进入新华网，键入“方廷钰”三个字，跳出的相关新闻有74条。随便点开一条，无不是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储蓄所何时不再门庭若市”、“公共汽车不好坐”、“中国电信‘最后一公里’垄断何时打破”等等。

发出这类问号并为这些琐事疾呼奔走的人，正是方廷钰委员——一个外表孱弱、文质彬彬的老教授，任职北京中医药大学，专门教医学英语。此外，他的另一个社会工作是：哈佛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本次政协会议刚刚开始时，方廷钰委员的下榻处已是门庭若市，不断有媒体找上门来。

　　……

　　今年，这位老先生在政协会上提到的，仍然是一些“鸡毛蒜皮”：4个提案、4篇大会发言稿、7篇“社情民意”，内容几乎就是百姓的日常生活“素描”。这些素材源自哪里？方委员坦率地说：“都是街坊邻里、同事、学生，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写信来或者干脆找上门来反映的。”

　　这位66岁的老人，调查取证采取的办法同样“土”得不能再“土”：实地一遍遍地走和看，甚至是“乔装暗访”……（《方廷钰：教授专管鸡毛蒜皮》《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15日）

　　改良中国的政治新闻文风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努力实现“个人化”。新闻个人化指的是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一个生动感人的普通人的故事和经历，给公众留下的深刻印象胜过几十篇讲大道理的社论和理论文章。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国内媒体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我当时在拟定新华社对外报道方案时，特别强调要采用“新闻个人化”的文风。我相信报道的冲击力，不是来自对上层领导、纪念会议、纪念活动和专家学者的报道，而是来自普通百姓个人对改革开放20年变化的反映，报道改革开放对普通百姓有什么影响。从新闻个人化角度，我与新华社的同事们拟定了《长安街——从标语大街到广告大街》、《中国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词语和20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词语》、《他（她）打破了中国“性”禁区——第一个在电台开设性教育节目的主持人》、《中国人告别“没有”——商店、餐厅的服务观念的转变》、《“草根民主”在中国生根开花》等选题，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力量源泉二：使用最简单的字

　　个人化故事的选择也是新闻报道角度的选择，通过新闻的不同时点表达记者本人的立场和感情。《中国青年报》下面这篇文章通过简洁的语言叙述人民群众的个人体验，说明“两会”与人民近乎是“零距离”，普通百姓从这样的报道感觉到“两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关系太密切了。

　　踩着两脚泥进城的农村文学青年，把大都市的出版社告上法庭，执著地索要著作权；普通女工宁可舍弃工作，也要和银行不合理的行规较真儿；衣食无忧的律师，偏偏和几毛钱的如厕费、几十元的铁路票价没完没了……现在，“秋菊”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已不再仅仅是要“讨个说法”，更多的是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九届全国人大以来，“重在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理念，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1998年对于《收养法》的修改，放宽了收养条件，舆论评价这一修改体现了以公民权益为本位的理念。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宪法》，堪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立法过程日益民主化，广泛听取民意，也是本届人大立法活动的一大特色……（《立法进入公民权利时代》，《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10日）

　　这样看来，造成人民群众与“两会”隔膜的东西，不是别的，恰恰是记者的文风和观念，是中国新闻报道中大量存在的新闻概念化、模糊化、笼统化和综合化倾向。

　　有人说，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够精确，如文言文就过于简练，往往一词多义，且失之模糊。语言文字是思维的表现，那种全无人的面孔的“世纪初年，‘十五’开局；高歌奋进，步伐雄健”的思维方式只会使读者敬而远之，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相容。还有人解释说，这与中国文人传统上重理论、轻实践有关；终日坐以论道，口头上说要“格物致知”，但仅止于言而不及于行，这种脱离实际“格”出来的东西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

　　中国的记者，凡事喜欢从整体出发，进行综合性报道。这种报道往往很少去分析各个部分之内涵，如科学家颁奖大会，只报道领导人讲话和出席领导人名单，只用很少篇幅报道获奖者个人的故事，这种片面的综合性报道方法对事物无法深入，读者所得的印象也是概貌而失去精微。这种偏重综合而忽视具体分析的报道方法，是中国记者与西方记者的一个巨大区别。

　　如果按照上面的标准要求，《中国青年报》2002年的“两会”报道中也有败笔之处。如2002年3月6日《春风里我们共商国事——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开幕侧记》，不仅题目中的“春风里”3字是多余，内文更是由于过分综合和笼统，没有一个感人的线性人物故事贯穿始终，读者很难读下去。由于通篇没有个人化的故事，结尾的那段话就显得苍白无力：“春风里，代表们共商国事，展望未来。一位代表满怀深情地说：‘只要人民需要我，明年我还希望当选人大代表。’”“人民”这个词在这里听起来是那样抽象和空洞。

　　新闻的个人化要有能够视觉化的细节、具体感人的事实。不使用没有视觉感的形容词，舍弃晦涩的术语、行话、套话和空洞的概念性词语。英国记者格林说，“要让事实说话，而不是让形容词来拔高这个事实，要抛弃那些形容词。”一切要通过记者深入现场采访的细节和感人的事实来表明，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到或采访到的事实，通过筛选，把自己的观点、感情表达出来。感情不要通过形容词、更不要通过排比句或成语来表达，要通过用朴实的语言描述的事实来表达。

　　杜绝概念化的报道和语言，更不要写论文式或散文式的新闻报道。“两会”报道的主要问题是，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有声势、有气势。但是，由于缺乏个人化的故事，这种气势恢弘的报道只会让读者和观众失去对“两会”的兴趣，导致公众失去对国计民生这些涉及每一个公民自身利益的重大政治进程的兴趣，这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形成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该遵守的若干原则

　　根据上面对不同媒体“两会”报道的分析，我们在写作新闻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一些原则：

　　1．直截了当地写新闻导语，反对拐弯抹角地处理新闻。最重要的或最有意思的永远放在导语里，最没有意思的永远放在故事的最后。坚决不写概括性导语，不要在导语中提供新闻背景。

　　2．只有清晰的思想才能产生清晰的作品。思考你想要说的话，而且要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简明。

　　3．注意稿件的风格和色调。读者和听众关心的是你想要说什么，而不是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因此，你采用的写作风格或文章格调的唯一目的必须是能诱惑读者把你的作品一口气读下去，而不是让他不想读你的作品。

　　4．文章在格调上千万不要乏味。要采用一种真诚的、为广大讲中国话的读者和听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表现形式。读这种文章，要让读者感觉到你正在他跟前，用一种普通的聊天方式与他亲切交谈，在这种交谈中，你选择的字眼必须是轻松但有力量的白话。一定要摆脱书生气的字眼，不要让读者感觉你是在那里夸夸其谈地演说或是在教育别人。

　　5．使用常用的字，使用短词语。这些字词人们都能认识和理解。比如，应该使用：建设，而不是“建构”；从理论上看，而不是“从理论的层面分析”；穷国，而不是“非发达国家”。正如丘吉尔说的，“越短和越老的字眼是最好的字眼”。有些词只是给你的文章增加长度，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如果非要使用形容词，这种形容词必须能使你要表达的意思更精确。使用形容词去特别强调一件事时，要特别小心。比如，当使用“非常”、“十分”、“重大”这类形容词时，你试试把这些词删掉，看看会不会改变意思。“人民生活幸福”可能比“人民生活非常幸福”更有力量。

　　6．不要使用累赘的词语。生存在下层社会的人（穷人）、罢工行动（罢工）、荒原地区（荒原）、大规模的工厂、天气条件等等；还有：顶尖科学家、著名政治家、重要讲话、安全的避风港、给工业和农业部门的贷款、黑人社区、重大成果、增加透明度……一句话，文字要简明。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要想令人生厌，就什么也不要删除”。

　　7．避免使用术语和行话。不用自己头脑思考的记者总是爱使用术语和行话。一名出色的记者不使用术语同样能准确地报道和描述一件事情。最需要避免使用的术语是那种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或知识面，或把某种毫无意义的东西披上严肃的面孔。尽量不要使用外来语，除非汉语中找不到替代词。

　　8．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而不是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法官、律师使用的语言。如：“这些军人被指控犯有众多的侵犯人权的罪行”。更有力的写法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些军人被指控犯有强奸和谋杀罪”。

　　9．永远要使你的新闻稿有清新感，要避免陈腐、低劣的传统新闻问题。今天，越来越令读者、听众和观众生厌的是那些在文字上喜欢新潮的记者，这些记者对使用时髦的专业用语有特别的喜好。这些词或是从好莱坞进口大片上听来的，或是在比尔·盖茨的演讲中拣来的，或是通过现代媒体从西方某个政客嘴里听到的，或是从一个只会背专业名词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学来的。另外，造句时不要拖泥带水，段子要短。不要写这样的话：“由于他死了，不得不埋葬他。”法国《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说，“我认为写作只有一个规则：思路清晰，文字简练。”

　　10．新闻稿件写完后，如果可能，给别人、家人，特别是初中水平的人看看，他们能否看懂？他们能否被打动？如果自己采写的稿件连自己、自己的家人都感动不了，怎么能指望会打动千百万读者和电视观众呢？况且，好的稿件应该是在读者读完稿件好长时间以后，还会记得他或她读过的这篇稿件。

　　如果用上述标准给那些充满了空话的会议报道把脉，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某些报纸在“两会”报道上的问题远远不是新闻体制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记者编辑新闻素质的提高，其中核心部分是新闻采访写作基本功和新闻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