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要披露某家企业发生的大案要案,也不是要揭露某个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而是试图通过解剖几起典型案件发生、发现和查办的过程,通过解剖几个犯罪分子基本良知的泯灭和忏悔的过程,进一步探讨在反腐败中如何强化教育的问题。
在查办大案要案过程中,一位调查人员谈到一条体会:要使案件取得突破,就要善于摸清调查对象的人生轨迹和蜕变过程,利用已经掌握的证据,唤回其未曾泯灭的良知,包括唤起相关人员和广大群众的良知。这不仅对查办案件有启发,对整个反腐败斗争也应该有启发。
深入剖析诸多犯罪分子的蜕变过程可以发现,他们人生的滑落点,往往是从基本良知的丧失开始的。那么,要使他们在充足的证据面前心服口服地认罪服罪,就必须唤醒其未曾泯灭的良知。当然,有的犯罪分子心存侥幸,顽抗到底,那也得唤起相关人员和广大群众的良知,依靠他们对腐败分子进行彻底揭露,最终取得查办案件的胜利。
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指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所谓教育,从某种程度上看,实际上就是呼唤广大干部乃至全社会的良知。只有建立起长效机制,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使广大干部和全社会坚守基本的良知,反腐败斗争才能真正打牢思想根基,才能形成上下齐心反腐败的良好局面。
物欲横流,良知泯灭,被人们看成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面对这种现象,一些坚持反腐败斗争的人们,深感教育的效果有限,总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上,甚至认为教育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只重教育,不对体制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当然不行。但如果没有教育作基础,没有对基本良知的呼唤作先导,体制机制的改革恐怕也不是万应良药。君不见,我们的一些制度不可谓不严,我们的一些惩治措施也在日益强化,有的人却仍在那里为非作歹;也有的人虽然对腐败十分痛恨,但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与本单位有关的问题时,却依然瞻前顾后,犹犹豫豫,遮遮掩掩,甚至为虎作伥,这难道不是一种基本良知的缺失吗?
当然,呼唤良知是一门艺术,需要通过解剖典型案例深入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在此所要进行的一种尝试。
世上自有真情在,不信良知唤不回!
今年初,我们受托翻阅齐鲁石化四起大案要案的原始卷宗。越翻心情越沉重,越翻越感到寒气透骨: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国有特大型企业,竟接二连三地出了这么多经济犯罪问题?这里有良知的泯灭,有肮脏的交易,有疯狂的掠夺!而涉嫌犯罪的主角,又多是掌握着实权的人物。
好在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员工,从企业纪检监察干部到国家执法人员,没有熟视无睹,坐视不管,而是进行了一场场艰巨的国有资产保卫战。从2002年到2004年,接连重拳出击,陆续查办了多起大案要案。这是意志的较量,正义的较量!从这些较量中,人们看到良知如何回归,希望如何复萌,春光如何重现!
一、撕 开 面
纱
1
自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齐鲁石化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然而,进入新世纪前后,这里却出现诸多与整个中国石化健康、快速发展极不合拍的杂音。仅2001年,齐鲁石化账面亏损就达5.75亿元,潜亏8.8亿元
对此,无论齐鲁广大员工还是中国石化高层领导,都十分困惑和焦虑。从2001年开始,中国石化高层领导就多次尖锐指出:严重亏损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一定要追查到底!要坚决堵住效益流失的出血点和阴沟暗渠!短时间内,中国石化总部连续派出6个工作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同时还派出庞大的审计队伍进行了半年多的审计,审计出几年来累计潜亏10多亿。
此时,从该公司发出一封署名“为齐鲁公司未来着想的人”的检举信,锋芒直指齐鲁石化股份公司经理侯锡明。信中揭露:“侯锡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已经到了让人实在看不下去的地步”信中还疾呼:“集团公司的领导,齐鲁石化正直的领导,你们该有行动了!”随后加上了10个惊叹号!
在齐鲁,股份公司只是其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担任股份公司经理的侯锡明也只是一个厂处级干部,但在查找阴沟暗渠之中却首先引人注目,这并非偶然。
侯锡明1943年生于江苏靖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十分贫寒,父亲50多岁才有他。他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成长起来的。他1968年大学毕业,1978年调入齐鲁,先后参加齐鲁30万吨乙烯工程建设、氯碱厂的经营管理和股份公司改制上市,曾任车间主任、副处长、厂长,1998年任股份公司经理。
在长期工作中,侯锡明曾作过不少有益的贡献,但到后期,因道德沦丧,仕途失意,开始走上滑落的轨道。近几年内,不少群众检举他的问题,组织上也找他敲过警钟,他却没有迷途知返,这次自然成为齐鲁第一个必须挤掉的脓包。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与齐鲁石化党委商议,经集团公司党组领导批准,在2002年8月28日,果断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侯锡明早闻风声。就在组织决定采取行动的当天,他就跑到北京探听虚实,又跑回淄博找一家民营企业老板封口:“现在有人在查我,我的事就全在你这儿哪!”那老板信誓旦旦:“放心吧,我这里不会有问题!”此人话音未落,侯锡明就在8月30日凌晨被实行了“双规”。
2
“两规”开始,侯锡明就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我两袖清风,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他一直与调查人员兜圈子,只谈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他开始谈账外账。在他看来,账外账谁家都有,充其量是违规违纪,构不成犯罪。不过,他们的账外账却搞得邪乎。
他们打着为职工谋福利、为企业搞活经营的旗号搞账外账。实际上,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亲戚、情人在外吃喝玩乐、看病、打电话、学开车、买手饰、买家具等费用都走账外账,甚至连私人买房子、买车子、开公司也走账外账。他们打着处理企业副产品和废料的幌子积累账外账。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根本不分副品、正品。
企业主要领导亲自掌握账外账,一两个“可信的人”直接操作账外账的管理。党政主要领导还堂而皇之地定期参加“审核”账外资金的使用,听完汇报,一一签字,留下备忘录,再将原始明细账全部销毁。这种账外账实际成为不受任何财务纪律约束的“天账”,成为埋葬企业领导的“火坑”,也成为效益流失的重要出血点。
侯锡明围绕这个问题反复兜圈子,似乎很坦然。实际上,这正好说明他作为一个国有企业领导的基本良知的缺失。
3
侯锡明还谈到利用职权支持家属子女办公司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已败露,成为对他实行“双规”的重要依据之一。他讲这个问题既是出于无奈,也似乎有恃无恐。在他看来,这也算不了大问题,张三的儿子,李四的弟弟,不都在利用在企业的影响办公司赚大钱吗?不过,侯锡明的家属子女办公司却有鲜招。
他的家属子女办公司的注册资金从企业账外账中挪用,所挪用的资金长期不还,甚至用吃喝玩乐的票据顶账;所办公司经营的项目从企业项目中挤,连招投标的形式都不走。在他子女看来,不会利用领导的关系办公司赚大钱“就没能耐,就被人家瞧不起”。
侯锡明家属子女不只办一家公司,在淄博办,在青岛办,在上海也办。从企业弄到的经营项目,不少是侯锡明同他儿子代表双方签字,几年签了十几个,经营额超千万元,获利超百万元。儿子为了拉项目给厂里有关人员行贿,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段时间,儿子埋怨项目做少了,侯锡明很不痛快,亲自到有关部门查询,还找管理项目的干部大发其火:“我不想让你们格外照顾,与别人一视同仁总可以吧?”
侯锡明不仅支持儿子办,支持侄女办,自己还与人合伙买汽车,夹在别的运输队中在厂里跑运输赚钱;合伙买土地筹办公司,为退休留后路。只要能赚钱的事,无论获利多少,他都挖空心思干。
不能说家属子女办的公司都是企业效益流失的出血点和阴沟暗渠,但确实有些公司利用领导职权大量谋取私利。侯锡明似乎对此有所认识,在接受调查时还为解决这类问题写过建议,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当作损害国家和企业利益的重大问题,只不过是用以掩盖实质性事实的幌子,同样说明他作为一个国企领导的基本良知的缺失。
调查人员看到,他依然在维护其“两袖清风”的形象。要真正取得突破,必须摸准其心理防线,唤醒其未曾泯灭的良知,撕开他的层层面纱!
4
从2002年8月底到10月底,调查人员与侯锡明打了两个月的拉锯战。他不仅不交待实质性事实,还不时探听口风:“你们说有什么问题?给我点一点。”根据群众的检举和外围调查,调查人员决定选准突破口打进攻战了。
开始,调查人员点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却火冒三丈,跳得老高:“我和她关系不错,但绝对没有不正当关系,更没有经济问题,我可以同她当面对质!”他还想维护其“领导的尊严”。
其实,调查人员知道,这正是他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线。早在90年代初,他就与别的女人有染。为了把一个女青年弄到手,他软硬兼施,百般引诱,今天打电话,明天递纸条,毫无“尊严”可言!有一个被他称为“关系不错”的情妇,与他混到毫无顾忌的地步。群众在检举中愤怒地揭发说,他经常带这个情妇到青岛,上北京,住高级宾馆,出双入对。他身边的人与他一起外出时,都心照不宣地专门给他和情妇开一个房间。他人生的滑落点,正是从生活腐败开始的;而打开他实质性问题的缺口,也是由生活腐败带来的问题。
调查发现,这个情妇个人正常收入不高,但买车子,买房子,送孩子上贵族学校,远远超过她的经济承受能力。从这些蛛丝马迹中,追查出她在银行曾有高额存款。深入追查其经济来源,她谎称是借的,但经核实完全是编造的假话。在她与侯锡明同时接受调查之前,就给要好的哥们、姐们留下假借条,订立攻守同盟,但这种攻守同盟一攻即破。后经耐心做工作,她终于交待了与侯锡明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通过侯锡明利用职权,低进高出倒卖企业液化气,谋取不正当收入达七八十万元的问题,侯锡明还另外给过她不少钱。
情人变证人,这一普遍现象在侯锡明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侯锡明的心理防线开始出现缺口,他的第一层所谓“尊严”的面纱终于被撕下了。
5
最关键的是侯锡明与那个民营企业主的经济交往。
调查人员查阅股份公司多年的账目,发现有个民营企业主,长期从该公司购买碳九,买得最多,价格最低,给公司账外账提供的资金量最大,受侯锡明的“关照”也不少。可是,当侯锡明接受调查后,此人却不知去向,连电话号码都换了。这里一定大有文章!
通过反复摸情况,并取得地方执法机关的大力支持,纪检监察部门千方百计将此人控制起来配合调查。调查人员刚开始与他接触时,此人还很不配合。经过数天的交锋,仍然不愿吐口。
2002年11月初的一天,调查人员严肃地对他说:“看样子你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傍着齐鲁发了多少财?给齐鲁添了多少乱?到现在你还不讲实话,相关人员可恨透你啦!”此人一听这话,马上追问:“不会吧?他们不应该恨我呀?他们给我帮忙,我都给了回报啊!”
一句话露出马脚。顺着“我都给了回报”深追,他终于供认了多次给侯锡明巨额贿赂的事实。先是1万元、2万元,后是10万元、20万元,最多一次高达50万元,最终交待几年内给侯锡明一人行贿百十万元,还有一套房子。在1996年第一次贿赂侯锡明1万元时,侯锡明推辞说:“你还是让我多干两年吧!”此人忙说:“请放心,我与其他人打交道都这样。我是靠得住的,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最多的一笔贿赂却是侯锡明主动索要的。就在接受调查前不久,他还给了侯锡明10万元,成为侯锡明“最后的晚餐”。
这个让侯锡明放心的人,撕开了他所谓“没有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一层面纱。
6
从诸多经济犯罪中,调查人员看到一条规律,凡是涉嫌犯罪的企业领导人,都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其中包括内部一个小圈子,外部一批大款,身边还有一两个情人。侯锡明也不例外。
情妇败露、大款突破后,调查人员开始向他周围的小圈子进攻。与他一起搞账外账,从中谋取大量私利的相关人员突破了;与他合伙贪污数十万元公款,给他大量贿赂的相关人员突破了;与他合伙挪用150多万元公款买房子、办公司、肆意挥霍的相关人员突破了。小圈子土崩瓦解,侯锡明的第三层面纱也被彻底撕开。他在顽固坚守两个多月后,无可奈何地对调查人员说:“你们把我剥得只剩下一条裤杈了,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
事实绝对不能遮遮掩掩。在各种铁的事实面前,侯锡明不得不开始交待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种种事实。他不仅交待了从这个民营企业主手中多次索贿受贿的问题,还交待了从别的渠道大量索贿受贿的问题;不仅交待了伙同内部人员贪污公款的事实,还交待了勾结外部人员贪污公款的事实;不仅交待了为儿子、侄女办公司、开饭店挪用公款的问题,还交待了挪用公款为齐鲁公司一名领导家属买房子的问题。为了帮助这个领导家属在青岛买房子,他亲自带车陪同前往,从选址、看房、定房到付款、装修,前前后后跑了7次之多,还从公款中支付了30多万元。
如果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能这么干吗?然而,这样的小圈子,既害人又害己,既害国又害民。只要稍有共产党人的良知,侯锡明及其相关人员不能不猛醒!
7
撕开层层面纱之后,侯锡明开始悔悟了。他写下了近万言的《我的忏悔》。他说,我的问题主要发生在1999年以后。因为1998年齐鲁石化股份公司成立,我担任了经理,本来满腔热情,想在退休之前作最后的努力,但由于体制不顺,自己级别低,权力小,有劲使不上,好像被人吊起来了,因此意志消沉,产生了享受享受的思想,终于开始走下坡路。我奋斗了一生,在最后几年却经不起金钱的引诱,走上犯罪的道路,眼泪已经洗不清这个耻辱!
调查人员清楚,侯锡明的忏悔不少还是地狱门前的官话、套话。所谓“仕途失意”,只是表面原因,早在“失意”之前,在他与几个情妇频繁勾搭之时,他就踏上了腐败之途。不过,这些忏悔之言,比起几个月前自我标榜的“两袖清风”来,不能不算是一种良知开始回归的表现。
2002年12月24日,侯锡明正好59周岁。按照“过九不过十”的习俗,这天应该是他做60大寿的日子。可是,等待他的却是第二天就要送交地方检察机关了。这天,调查人员特意给他送去蛋糕和菜肴,陪他一起过生日。他却抱头痛哭,悔恨不已,并一再表示,只求宽大,绝不翻案。调查人员看到他的悔恨,同样深感痛惜。
从“双规”到送交地方检察院,调查人员与侯锡明打了4个月的交道。他们看到,广大员工在为国家创造财富,纪检监察部门有责任为国家保护这些财富。眼看着千百万人创造的财富被极少数人非法侵吞,绝对不能不坚定地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对侯锡明这样还时时想维护自己所谓尊严的干部,要履行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就要用铁的事实撕开他们的层层面纱,唤醒他们还未曾完全泯灭的良知,最终取得突破。无论办案还是整个反腐败斗争,唤回人们起码的良知还是一门艺术。
2004年6月18日,侯锡明因犯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罪,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不知他能否带着有所回归的良知,重新回到他家人的身边。
二、遏
制 疯
狂
1
查侯锡明贪污受贿之时,牵出了该公司催化剂厂厂长王斌。
王斌贼大胆。他竟敢让人在北京的地摊上,偷刻中国石化总部有关部门的印章,私自办理手续,将该公司一个主要领导夫妇两人偷偷带到南非过春节。他一次就给这个领导送了1万美元。他一年有200多天在外活动,一人一年报销的费用达百万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人不简单!
其实,王斌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祖父是一位革命烈士,父母都是为党辛勤工作一辈子的老共产党员。1975年,他不到18岁就到齐鲁炼厂当操作工,后来入了党,上了电视大学,先后担任过炼厂车间主任、分厂副厂长。1994年到青岛任齐鲁疗养院副院长,1996年回炼厂任工会主席,1997年8月调催化剂厂担任厂长。
他人生的前半程是顺风顺水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在担任车间主任期间,他曾冒着生命危险,爬上37米的高塔,排除重大安全隐患,避免了一起恶性爆炸事故。但在担任催化剂厂厂长时间不长,手上有了实权,又失去严格的监督,人生之路开始大幅滑落,最终走上严重犯罪道路。
2003年初,齐鲁公司纪委决定对王斌实施“双规”,他并没有老老实实配合交待问题,而是利用身在企业的机会,搞了不少阻挠调查的活动。他利用到厂职工医院输液之机,让其小姨子串通有关人员,装扮成护士进病房串通信息,还与北京、香港、山东等地进行了20多次电话联系;他让合伙串换倒卖燃料油贪污公款的相关人员销毁协议和凭证;他串通其朋友先后调动300多万元资金,打回催化剂厂填堵窟窿;更为大胆的是,他通过朋友,企图与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领导搞私下交易:如果同意放人,可以奉送200万元。这些恶劣行径恰好暴露了他问题的严重性。
王斌问题在齐鲁就地调查难度大,经集团公司党组领导同意,纪检监察部门果断决定将他带到北京继续调查。当他发现汽车一直往北开时,心理防线开始动摇,心想:几个月费尽心机的掩盖已无济于事,这回可要进监狱了!
2
2003年4月初到北京,王斌仍在察颜观色,到第三天还按兵不动,调查人员决心选准他的软肋,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调查人员对他说:“王斌,你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继续对抗调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问题相当严重,而且连累了不少人,包括你的女人,你还不主动交待,怎么对得起他们?”听到这句话,本来在一边抽烟一边窥探的王斌突然紧张起来。平时说话不多、说一句话要思考半天的王斌,这次更加沉默了,而且一沉默就是半个多小时。
他终于试探着问:“我有个女朋友,我所干的事与她无关,我交待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要为难她?”调查人员立即回答:“只要你主动交待,我们不会为难任何人。被你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
为什么一提到女人王斌就如此敏感?事后得知,这也是他一块难以除掉的心病。还是在1994年,到青岛疗养院工作大约半年,他就与一个20岁刚出头的女服务员发生不正当关系。开始还十分紧张,后来越陷越深。从青岛调回齐鲁后,他千方百计为这个女人解决户口,安排工作,一会儿安排到齐鲁,一会儿安排到北京,一会儿又安排回青岛,甚至还巧立名目把她的户口从农村办到淄博,变成城镇户口,就落在他自己家的户口上。
王斌的妻子,本来是个能干敬业的工程师,因发现他与那个女人的不正当关系,多次吵架,甚至发展到闹离婚的地步。王斌没有回心转意,反而逼着妻子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支到南非陪儿子上学去了。
那个情妇与他照了“结婚照”,办了假结婚证,还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为了安置这个女人,王斌贪污公款上百万元,在北京给她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白色本田轿车,还花20万元公款托人办理北京假户口。在内心深处,王斌总感到对不住这个女人,害怕她受到牵连。
这也许是他未曾泯灭的天良,也是他最脆弱的心理突破口!
3
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煎熬,王斌的鬓角和胡子一下子白了不少。他终于开始交待问题了。
他交待:从1998年12月到2002年12月,他利用职权,伙同有关人员,通过三产企业,串换倒卖齐鲁公司优惠提供给催化剂厂的燃料油4万多吨,从中贪污差价款数百万元。
他交待:多年来,他与多家民营企业相互串通,不经任何招投标程序,擅自让他们承包工程建设、参与原料采购和技术改造,从中受贿人民币60多万元、美元9万元,还有一套价值129万元的住房。
他交待:从1999年到2002年,他伙同相关人员,通过多家民营企业,以购买催化剂厂原料铝粒、固体稀土为名,虚开增值税发票数十张,金额高达数4944万元,其中个人侵吞数百万元。
他还交待:通过境内外多种渠道,将1000多万元赃款陆续转移到香港和南非,供其在香港设立公司、购买股票,在南非购置房产、开办公司,在澳门和南非等地肆意挥霍。
当时正值全国“非典”猖獗,调查人员却深深感到,王斌侵占国家财产的行径更为疯狂!
王斌嗜赌。他先在北京赌,开始输几千元、几万元;后来赌到香港、澳门,一输就是几万元、十几万元,而且出手就甩给拉他去赌博的酒肉朋友一二十万元作赌资;他一直赌到了南非,他打着到南非进行考察的幌子,避开在南非的妻儿家人,一赌就是几天,一输就是几十万元。带去的钱输光了就让人从香港的个人账号上打,打了一次又一次。
有人说,金钱像海水,喝得越多越感到口渴。在聚敛和挥霍钱财上,王斌完全变成了一个饥渴而疯狂的赌徒!
4
2003年4到6月,社会上正在开展一场抗击“非典”的艰苦斗争,王斌案调查人员则正在开展一场保卫国家财产的艰苦斗争。
王斌虽然开始交待了,但证据未取到,赃款赃物未追回,此案还只能算有所突破,远未了结,而追赃取证需要多方配合。2003年7月15日,中国石化党组分管领导、纪检监察部门、齐鲁石化相关部门以及地方执法部门及时召开联席会议,统一认识,协调行动,要求将此案办成铁案。
调查人员冒着“非典”的严重威胁,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的取证追赃。追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王斌的那个情妇。据王斌交待,他在2002年底从南非回来时,有一个棕色密码箱放在情妇在北京的住处,其中装有四五张银行信用卡、大笔现金、出国护照、各类票据,还有私刻的中国石化有关部门的印章。这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物证。
但其情妇早已潜逃。第一次找到她时,一问三不知,连与王斌发生不正当关系并生女的事实都完全否认。时隔不久,再要找她时,竟然连一点音信都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公安部门只得采用特殊的技术手段,搜索到她的方位,终于在青岛一个长途汽车站将其控制。她已携带女儿,登上汽车,准备再次潜逃。
她是一个山东农村姑娘,一米六八的个子,性格十分执拗,虽然也是一个受害者,但却执迷不悟,拒不合作。在公安人员上车控制她时,她极力对抗,抓伤了女公安人员的手臂,还踢坏了警车的车门。但是,当得知王斌不仅与她有不正当关系,同时还与其他两名女青年有染时,她才猛醒,破口大骂:“王斌不是人,他坑害了我一辈子!”可惜她醒悟得太晚了。
在她的协助下,从她家后院挖出一个埋在地下的瓦罐,从中取出了王斌藏匿在棕色密码箱的所有赃款赃物,还从她那里得到了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电话号码。这是追赃取证的一次重大突破。
5
追赃的重要目标还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北京。
在广东的犯罪嫌疑人是一个民营企业主,名义上是催化剂厂的产品代销商,实际上,王斌通过他虚开了数千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还通过他将大量赃款兑换成外币转移到香港。
由于此人身在外地,调查人员无法将其直接控制。当调查人员在广东找到他后,想方设法将其稳住,等执法部门人员赶到后才一举抓获,并从他那里取得王斌的大量犯罪证据。
在北京的犯罪嫌疑人则是一个追查了半年都不知下落的民营企业主。他因做礼品生意与王斌认识,并逐渐成为王斌贪污受贿的帮凶。他也替王斌虚开十几张增值税发票,从催化剂厂套取资金900多万元,其中六七百万元被王斌所侵吞。他帮助王斌用贪污的公款给情妇买房子、买车子、办北京假户口,干了不少坏事,并从中得到大量好处。
从王斌情妇处得到此人的电话号码后,调查人员决定将其控制。2003年8月的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查到他的住址,找到此人,并将他带到办案地点。控制此人后,经过艰苦周密的调查,查清了几个环环相扣,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既套取企业大量资金据为己有,又侵吞国家大量税收的犯罪团伙。
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乘胜前进,陆续查清了一批伙同王斌贪污受贿的“朋友”、“哥们儿”的问题,取得了充分的证据。
6
为了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对于被王斌转移到香港和南非的大量赃款,调查人员也想尽办法,费尽周折,千方百计从境外追回。
调查得知,王斌曾在南非结识两个外籍香港商人。他通过这些人在香港注册公司,开设银行账号,再通过境内“地下钱庄”等多种渠道,将所贪污受贿的90%以上的赃款,非法倒换为港币或其他外汇,陆续转到香港,存入他个人的账号。调查人员经过耐心工作,迫使王斌出具亲笔信函,从香港追回数百万元的赃款,并辗转打回中国石化财务账号。
调查还得知,王斌通过香港银行,曾将大笔赃款汇给在南非的妻子置办房产,汇给在南非经商的表弟合伙开办公司,还曾将用作赌资的赃款存在南非一个朋友手里。几笔款项合计有1000多万元,这些都是企业职工的血汗,国家的财富。
但要从南非追回赃款却不容易。调查人员开动脑筋,迫使王斌在严格监控下,给在南非的相关人员分别打电话,要求他们汇回资金,帮助王斌赎罪。王斌也认识到这是一个赎罪的机会,按规定要求认真配合,调查人员同时做好现场同步录相。开始,对方态度不错,表示积极配合,但再次联系时却完全变卦。
这次行动虽没达到理想效果,却取得了间接证据,为进一步追缴赃款创造了条件,尽到了维护国家财产的神圣职责。
7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王斌终于彻底认输了。他沉痛地写出了长达16页的《悔过书》。他写道,组织对我实行“双规”是果断、及时、正确的,遏制住了我侵吞国家财产和腐败堕落的无限蔓延。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从讲排场、图享受到腐化堕落;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到贪婪无度,掳掠钱财;从违章违纪到无法无天。自己作为一厂之长,请客想体面些,送礼想大方些,打麻将玩牌赌博想大气些,为人处事想豪爽仗义些,自己花钱还想方便些。因此,在思想上、党性原则上、法律法规上、制度要求上、职业道德上,所有防线都形同虚设,有机会就想捞钱,自己也就逐渐坠入犯罪的深渊。
他说,我有过理想,想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在工作中一直追求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率。但在做出一点成绩,想有更大发展而没有达到目的时,就不能正确对待,头脑随之发热,在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腐朽丑陋的东西就开始侵蚀自己的灵魂。因为我所犯下的罪行,现在到社会上连做一个普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我在道德、道义、人格、名誉上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个罪恶的名字。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
调查人员看到,与许多中青年干部一样,王斌曾一度有着强烈的事业追求,雄心勃勃,壮志凌云。但仔细剖析却发现,在他的所谓“事业追求”中,往往掺杂着太多的个人功利。这就注定了他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特别在失去严格监督后,他的“事业追求”越强烈,他的贪欲也越膨胀,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像赌徒一样,以“事业追求”为幌子而疯狂敛财。对于这种赌徒式的调查对象,也要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唤醒其良知,遏制其疯狂,绝不能让这种疯狂得逞,这是纪检监察人员的天职!
王斌在《悔过书》中一再请求组织上宽大自己的同事、家人、亲戚和“女朋友”。他说,所有的罪过都是我犯的,所有的惩罚也都由我来承受!如果法律最终给我处以极刑,我请求与父母家人见一面,给我一个向他们忏悔的机会!
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做人的起码良知?人们不知道王斌如何面对生他养他的父母,还有九泉之下的祖父。
三、阻 击 顽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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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初,齐鲁石化参与合资的青岛齐润公司经理王宗友成为又一个重点调查对象。他是被一个从齐鲁调出的领导牵出来的。此人因嫖娼败露,进而追出经济犯罪问题。他交待王宗友曾给他行贿5万元。调查人员特地到青岛找王宗友取证,找了两次都不配合,态度十分恶劣。
王宗友1957年生于山东,中学毕业后到农场插队。不到20岁就到齐鲁炼厂当司机,后来读过电视大学,做过办公室秘书,入了党,当过厂招待所所长、三产企业经理、齐鲁公司青岛疗养院副院长,1999年被派到齐润任经理。
群众早已对他有不少反映,他对反腐败工作又如此不配合,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毅然决定:如果在青岛还不配合,就请到北京来接受调查!当调查人员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按照事先安排,调查人员下决心“请”他到北京。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简单的行动,却像触动了一根极为敏感的神经,立即引起异常反应。首先在北京就有人马上打电话询问纪检监察部门有关领导:“青岛齐润的王宗友出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抓他?”有关领导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他们的车就盯在你们的车后面哩!”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引起纪检监察部门有关领导的高度警惕。
原来,王宗友得知要找他调查,精神十分紧张,在被带离青岛之前就安排有关人员:“如果他们带我走,你们一定要派人盯上。要想办法取得联系,想办法救我!”早已摆出一副顽抗的架势。在随车前往北京的路上,他偷偷用没有收缴的手机与跟踪的人联系。
纪检监察部门领导深感事态严重,担心发生意外,紧急调动4辆轿车前往接应。当行至天津市境内,跟踪的人发现有车接应,立即快速直奔北京,密切窥探动向。同日,齐润一名副经理也乘飞机赶到北京探听消息,策划对抗。
本来是作为证人请到北京配合调查,没想到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里一定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纪检监察部门领导断然决定:既然如此反常,我们就不单单核实行贿5万元的问题,而要他全面讲清自己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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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粗粗壮壮的王宗友,到北京一开始与调查人员接触,就显露出一副无赖的嘴脸。他或者躺在地板上不起来,或者连续几小时不讲一句话,追急了就口口声声叫嚷:“我是合资企业的领导,不是中国石化的干部;我的组织关系属地方,不属于中国石化的党组织。你们控制我是非法的,侵犯了我的基本权利!”后来甚至发展到以绝食相威胁。
看来什么类型的人物,就得用什么办法治服。调查人员严厉地正告:“你侵害了国家和企业的财产,我们就有权对你进行调查!”同时明确地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严重的,连你的家人和相关人员都很配合,你为什么一直不配合?!”
王宗友表面蛮横,内心却十分虚弱。调查人员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他要求调查人员将这句话重复一遍,调查人员拒绝了。他低下头提出:“能不能让我想一想?”“想多长时间?”“20分钟行吗?”“给你25分钟!”他足足沉默了近半个小时,开口就说:“我拿了300万元。”这一回轮到调查人员大吃一惊了:一开口就讲出了300万!
原来,在2000年,青岛一家公司通过王宗友从齐润的账外账中借用了300万元资金,半年后连本带息如数归还,王宗友如数交给财务部门,也入了账外账。时隔不久,他心想,齐润的账外账数额不小,来来往往他一人说了算,这300万元入账外账,没人知道是借出的还是还回的。于是,他顿起歹心,对有关人员说:“公司在外借了300万元钱,你取出来我还去。”有关人员不明底细,按他的要求分两次取出300万元交给他,也没办任何手续。他先是统统放进自己汽车的后备箱里,后又偷偷同妻子分别存入个人账户,据为己有。他妻子胆怯地问是什么钱,他谎称是做生意赚的。
这件事他干得很紧张,一直是块心病,生怕败露。这次突然追问,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笔。他担心妻子讲出这笔不义之财。
真是做贼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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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交待了300万元,是真是假,调查人员立即赶赴青岛核实,结果从其妻子那里不仅查实了300万元,还多追出了90万元。这真是一条大鱼。
按照正常情况,调查对象一旦有重大突破,就会比较顺利地交待。但当调查人员回头找王宗友查实时,他却卡壳了,从此什么也不交待。调查人员明显地感到,王宗友的问题决不只是已交待的这些。他不仅卡了壳,似乎还在内外串通对抗。如不及时扩大调查,很可能使问题复杂化。
然而,在扩大调查时却遇到更为激烈的对抗。要扩大调查的4名相关人员中,有两名不知下落,而在齐润办公楼带走在岗的另外两名人员回京调查时,却遭到不明真相的员工有组织的围堵。那天正值黄昏,调查人员和被调查对象从办公楼出来时,数十名齐润公司员工围堵在大楼前不让带人,出现剑拔弩张的僵持局面。调查人员反复解释,嗓子都喊哑了,因事先有人挑唆,就是不让把人带走。
此时,在场的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领导坚定地站出来,大义凛然地宣传道:“齐润公司的员工们,我是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带他们去了解情况,与你们无关,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如果谁不支持,可以同他们一起走!”
围堵的员工们一听,立即出现骚动,有些比较理智的员工开始帮助疏导,让出一条通道。但是,当带到公司大门口时,又受到公司油库消防人员的围堵。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领导再次坚定地站出来,耐心地做工作:“你们的责任是守好油库,保护好国家财产;我们的责任是查办经济案件,同样是为了保护好国家财产。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
良知是可以呼唤回来的。严峻的局面终于化险为夷。
控制另外两名相关人员时同样遇到激烈对抗,其中一名是财务主管人员,也因为受到挑拨,四处躲藏,终于在青岛一家医院将她带到调查地点。还有一名办公室负责人,当调查人员找到他时,他提出无理要求,还威胁说:“你们别逼我,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当调查人员控制他后,发现他大衣口袋里揣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调查人员深深感到,反腐败确实是一场激烈的较量。只有唤回良知,上下齐心,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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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亮西方亮。
经深入了解,原来,王宗友在第一次交待之后,就千方百计收买看护人员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伺机对一名看护人员哀求道:“我父母年纪大,妻子有病,女儿在国外读书。我被带到北京后,他们都不知道,请帮我给他们报个信。我没多大问题,以后出去会给你报酬。如果愿意到青岛干活,我一定给安排一个比你现在好得多的工作。”
这名看护人员开始很犹豫,但最终经受不住欺骗和利诱,先是偷偷借手机给王宗友与外面联系,后又答应将王宗友写的纸条电传给他弟弟。他弟弟还通过他姐夫给看护人员送了3万元钱和一个手机。王宗友还许愿给30万元的好处,买通了另一个看护人员。他通过这些人与他弟弟打电话、传纸条几十次。在传递的信息中,他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指使相关人员销毁证据,指使相关人员躲藏起来,还与相关人员密谋逃跑。在得知有的相关人员被控制后,还给这些人传递纸条,要他们坚决挺住,“前三天是关键,挺一个星期出去就好了!”
王宗友等人内外勾结、顽固对抗,对调查造成干扰,调查人员却借此促使其他相关人员的觉醒。齐润一名财务主管的觉醒就很关键。在带到北京接受调查期间,此人的母亲病重去世。相关人员借机施加压力,要求放人。因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人肯定不能放,但亲人去世,也应该给一次见面的机会,这是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可以通过此事做好思想工作,唤醒她的良知。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复杂,经过周密的谋划,调查人员安排4位干部陪她一起乘飞机到青岛,选择最妥当的时机,不仅让她与母亲见了面,还替她为母亲送了鲜花,并平安返回北京。此事使她深受感动,她给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写了一封很真挚的感谢信。信中说,为了我个人的家事,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人力、物力,陪我到青岛与去世的母亲见上一面,我表示深深的感谢!陪同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克服种种困难,一路上不辞辛苦地照顾我,教育我,使我深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爱护,我永生不会忘怀。组织上理解一个做女儿的心,使一个迷失方向的孩子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也使我认识到了前一段时间的一些错误行径。我要化悲痛为力量,依靠组织,积极配合,尽快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让侵占国家利益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她开始如实地交待问题,不仅证实了王宗友内外勾结对抗调查的事实,还交待了齐润多项其他问题,为突破王宗友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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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查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王宗友还在负隅顽抗。
调查人员一方面加紧收集他内外勾结的证据,一方面安排合适的调查人员装扮成看护人员与之周旋,看他还耍什么花招。
此时,王宗友利令智昏,得寸进尺,通过看护人员与他弟弟联系,企图正式策划逃跑。调查组果断决定将计就计,彻底粉碎王宗友的对抗。经密切联系,王宗友的弟弟带着车辆、现金、手机和衣物,准备接应王宗友逃跑,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切都在调查组和执法机关的视线之中。
这天,他弟弟按计划来到指定地点,并大摇大摆跨进宾馆的大堂,立即被事先安排好的调查人员和公安干警所控制。王宗友聪明反被聪明误。调查人员一举斩断了他长时间与外界勾结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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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友的一次次对抗被揭穿之后,虽然还想顽抗,但在一个个铁的证据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了头。
他交待了如何串通内外人员顽固对抗调查的严重问题;交待了私设1000多万元账外账、挪用公款数百万元的严重问题;交待了多次挖空心思贪污公款数百万元的严重问题;交待了私藏一支小口径步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双筒猎枪和一箱弹药的令人吃惊的问题;他还交待了利用公款开办私人公司,大量侵吞国家和企业财产的问题。
王宗友黑黑的,壮壮的,圆圆的脸,满脸络腮胡子,表面看来像个粗人,但在侵占国家和企业资产方面却颇有心计。1999年7月,他与公司一个副手串通,动用公司600万元资金,以个人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名叫齐华润经贸有限公司的私人企业,进行成品油的采购、批发和零售,从中谋取暴利。这家企业的所有注册资金、绝大部分流动资金、经营基础设施和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原公司的,但王宗友却占了70%的股份,那个副手占了30%的股份。开办后,那个副手得意地对王宗友说:“这个公司是咱俩的!”
这家企业后来又经过两次增资改制,注册资金从600万元增至2000万元,再增至6000万元,虽然人员和组织形式有所变化,但一直是王宗友个人控股或相对控股,而他却分文未掏。这是一个变相侵吞国家和企业资产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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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友内外勾结对抗调查终于被彻底击溃,他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也终于被基本查清。
纪检监察部门领导在分析这个案件时看到,这个案件开创了中国石化系统打击经济犯罪的多项“第一”:第一次办理涉及合资企业的经济犯罪案,第一次出现调查对象收买看护人员长时间与外部串通对抗调查,第一次被迫使用将计就计的办法击溃对抗调查。这反映了反腐败斗争的尖锐和复杂,也表现了反腐败队伍的勇气和谋略。
他们还深感,在调查经济犯罪案件中,调查对象虽身陷囹圄,做贼心虚,但交不交待生死攸关,总要想方设法抵制甚至顽抗。而调查人员虽正义在手,却要讲政策,讲原则,只能靠耐心工作唤起良知。像王宗友这样黑社会老大式的人物,良知难唤,但广大群众和相关人员的良知犹存,人们完全可以唤起他们的良知,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王宗友后来谈到打算逃跑时说,现在看来没跑是万幸的,是绝对正确的。要是跑了,在外边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成为真正的“黑人”,那将是多么可怕!不论自己有多大的事,诚恳接受组织的处理是正确的,能得到宽大处理,感谢组织。不能得到宽大处理,也要认真服罪。这也许是他良知回归的一种迹象?
四、灵 魂 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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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友的案子还惊动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石化股份公司齐鲁分公司经理张深,另一个则是张深的情妇。
王宗友刚被调查,这两人就坐卧不安。他们不是从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出发积极配合对王宗友的调查,而是与王宗友的弟弟及相关人员加紧串通,密谋对策,千方百计阻挠调查。
王宗友被调查后的一天夜晚,在淄博一家饭店,张深纠集王宗友的弟弟等彻夜密谋。他对王宗友被审查大为不满:简直是胡闹!王宗友是中外合资企业的经理,关系又不在齐鲁,地方不知道,齐鲁也不知道,怎么就把人带走了?
他迫不急待地打气支招: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一定要顶住!只要王宗友不说,靠靠就没事了。要是自己说了,别人想救也救不了。凡是与王宗友有牵连的人,赶紧回家把东西收拾收拾,做好最坏的打算。知情人该藏的藏,该躲的躲!
他还当场确定了一套对策:既要找关系密切的地方领导出面,请求干预调查,又要找齐润的合资方疏通,纵容抵制调查,还要召集齐润内部职工煽动,坚决顶住调查。总之,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一时间,张深和相关人员完全按照这些对策,内外呼应,干了许多阻挠调查的勾当。
当调查突破重重障碍开始取得进展时,那个调查对象的母亲因病去世。张深这下子可逮住兴风作浪的机会。他立即煽动说,一定要把尸体放起来,不要火化。要找中国石化去闹,去打官司。要把尸体抬到青岛市政府大楼前去闹,扩大影响!他还假借同事的名义直接打电话给调查对象家属煽动,甚至有意把有关领导的电话号码透露给调查对象家属,鼓动闹事。幕后指挥阻挠调查不遗余力,而当领导要他到青岛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推动调查时,他却推三阻四。他私下说:我才不去帮他们哩!
张深的这些活动虽然严重干扰了调查,也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引起纪检监察部门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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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侯锡明、王斌、王宗友相比,张深是个更有影响的人物。
他1957年生在山东,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鲁炼厂,曾担任车间副主任、分厂副厂长、炼厂厂长,其间还被中国石化选送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任齐鲁分公司经理兼齐鲁股份公司董事长,2002年还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这是一个在仕途上蒸蒸日上的中青年干部。
他的情妇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她1966年8月生于新疆克拉玛依,1988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先在齐鲁炼厂做技术和管理工作,后担任过三产企业的负责人。一个年轻有为,一个精明能干,如果在人生道路上自我把握得好,前途十分可观。可惜这两人迷失方向,走上邪道。
王宗友接受调查后,在指挥阻挠调查的同时,张深同其情妇抓紧掩藏自己已经露出的马脚。他们极力阻挠调查的真正目的,是怕自己被“连窝端”。这段时间,其情妇连做梦都想着自己要出事,张深不得不去找算命老头为之预测吉凶。
2004年年1月底,张深同情妇跑到青岛,来到其情妇匿藏赃款的银行。其情妇打开租用的保险柜,取出存单和相关票据,一件件给张深交待,并将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他。
随后,他们来到一家饭店,借酒压惊。情妇颇为伤感,边哭边对张深说:“傻哥,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你了,我家里谁都不知道。我俩已经休戚相关,我无论有什么事情都跟你无关。我相信你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一定替我照顾好女儿和父母,我惟一不放心的就是他们!”第二天,他们又跑到济南,到医院为其情妇看病,其情妇甚为感动。在从济南回齐鲁的路上,他还惦记着催促情妇给那个调查对象的家属打电话,继续煽动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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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深与情妇的活动十分隐蔽,但从他们与王宗友的经济交往中,从群众大量的检举中,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和齐鲁石化党组织已经看到二人问题的严重性。此时,从调查王宗友问题中发现一个最直接的线索,张深的情妇在齐润做过一笔150万元的假账。
2003年2月1日,就在张深二人回齐鲁的当天深夜,相关部门采取了果断行动。当张深的情妇在家接到要她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的电话时,惊魂未定的她立即感到,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立即打电话找张深及有关人员商量对策。张深唆使她立即逃跑。她从自家窗口看到已经兵临城下,无计可施,就躲到邻居家,拒不出门。有关人员通过多方做工作,一直守候到第二天凌晨。她看到大势已去,“是祸躲不过”,又不敢再给张深打电话,就用手机给张深发短信,告诉了银行账户的密码,才跟着调查人员到北京。
情妇被带走的那天,张深虽然强打精神上班开会,但他的脸色极为难看。他私下散布:“为什么对一个女人采取这种手段?为什么还动用执法机关的力量?”
从来不写日记的他,居然写起了日记。在日记中,他最担心的是情妇能否“挺得住”,还大肆发泄不满。他写道:我“憎恨他们!”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旧东西,不值得继续为之奋斗!”他所“憎恨”的是坚持反腐败的人们,他不愿为之奋斗的“旧东西”是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虽然只有只言片语,却反映了他对反腐败斗争的极端抵触,也反映了他对党的基本信念的背弃!
纪检监察部门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一言一行,并结合群众举报,请求中国石化党组批准迅速对他实施“双规”。在得到批准后,于2004年2月10日正式对他采取了措施。当天下午五六点钟来到北京,中国石化党组主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同他谈话,他却翘着二郎腿说:“我绝对没有问题!有人说我与那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这是捕风捉影!我身上的特点很多,假如有那种关系,你们让她说说我身上有哪些标记?”稍知内情的人一听就看出他极度的虚伪和虚弱。
领导严正地告诉他:“如果没问题,党组不会决定让你到北京来接受调查。你应该端正态度,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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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接受调查后,张深的情妇一直经受着精神上的煎熬,心虚气短。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领导和调查人员反复找她做工作,态度有所转变,开始交待一些问题,但凡是涉及到张深的事都极力往自己身上揽,心中依然惦记着与张深的“山盟海誓”,企图通过保住张深而最终保住自己。调查人员敏锐地看到,她这种态度不转变,调查无法深入,便下决心集中力量促使她转变。
这天,调查人员找她谈话:“我们看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她眼睛一亮,反问:“你们怎么看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没毛病,怎么看不出来呢?可惜你的眼睛恐怕有毛病。”“我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你这几年一心一意对张深,张深在一心一意对你吗?”“他大年初五还陪我看过两家老人哩。”“你知道吗?他同你看了两家老人后,没过两天,就把另一个情人招到齐鲁天齐宾馆去胡来。这算什么事?”
调查人员清楚地看到,不戳穿张深的虚伪,他情妇不会丢掉幻想。这一问一答,真捅到了她的心尖子。近几年,她与张深的交往十分密切。她计算过,从两人开始交往到2002年2月2日凌晨,在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张深每天至少同她通三次电话,即使在国外考察也每天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
张深曾许愿,在三年内与妻子离婚,同她结婚。她一直以为张深把自己当成他的“惟一”。因此,接受调查前,她与张深就多次信誓旦旦,要死心塌地共同对抗。其实,她的这个“傻哥”在生活作风上实在腐败,对她并不是那么“忠诚”。
在接受调查后,这个情妇也曾隐隐约约听到隔壁房间有女人的哭声,曾怀疑是与张深有染的别的女人。这次调查人员的一番问话,证实了她的怀疑,也彻底摧毁了她的心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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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崩溃后,这个情妇不仅陆续交待了他们两人合伙贪污大量公款的问题,而且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
她说,前一段时间,因为和张深在感情上难以割舍,在交待与张深经济来往时,对张深的问题一直没敢说。我想,张深对我那么好,一直深爱着我,我应该把事情尽量往自己身上揽,以减轻张深的责任。现在认清了张深的真正面目,我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向组织讲明。
她反省说,我是一个什么角色?陶醉在我是他的“惟一”、“今生今世有你足矣”的谎言之中。我全然不知道自己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我一心一意在编织与他未来的美梦,盲目信赖他,心甘情愿成为他的犯罪工具。我扮演了一个令人唾弃的角色!我为了一个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的人奉献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可笑的是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幸福”。我如此愚蠢,如此无知,已经为这种“情”感动得成了白痴!
她忏悔说,我恨张深,更恨自己。我一向自认为自尊自爱,可痛定思痛才明白,如果张深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即使他对我再好,我和他的关系会发展到这一步吗?仔细想想还是“权”字起了作用,我总想通过他手中的权力,达到自己在经营上有所作为的目的。我曾自认为不贪财。这么多钱放在我这儿,明知不是张深的钱,为什么说“我们结了婚,他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灵魂中有很丑恶的一面,爱慕虚荣,贪财侥幸。这是心魔啊!
她在忏悔中还说,我感谢组织。从我来北京到现在,每个找我谈话的工作人员和领导,都以真情打动了我,以正直影响了我,以正义震撼了我。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企业的希望,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如果每个人都多一点这样的正气,少一点歪风邪气,那些贪官污吏还有立足之地吗?企业能不万众一心、蒸蒸日上吗?国家能不越来越富强吗?
她还发出呼唤:我善良的姐妹们,请擦亮双眼吧,不要被假相所迷惑。要知道,在婚外恋的游戏中,受伤的大多是女人啊!幸福要靠自己创造,而不能靠别人给予。只有阳光下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灵魂较量的结果,是一种良知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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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妇被突破后,张深陷入极度孤立。他无可逃遁,开始改变翘着二郎腿矢口否认所有问题的态度,总算开口了。
他交待:在1999年9月,一次就将60多万元公款据为已有交给一个情妇,后来又给了多次。他交待:从1999年11月到2001年秋天,5次给他关系最深的这个情妇近600万元赃款,其中仅2001年夏秋之间就给了4笔500多万元。这个情妇将钱全部以自己开办的私人公司的名义存入银行。他还与这个情妇合伙盗买企业油品,非法获利200多万元。他交待了先后受贿100多万元,还交待了先后同8名妇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就在接受调查前不久还没有丝毫收敛。
张深大量侵占公款主要集中在2001年前后,而这个阶段正是他仕途如日中升之时。他在1999年5月任齐鲁炼厂厂长,同年9月和11月却两次侵占公款150多万元;时隔两年,到2001年8月,他升任齐鲁分公司经理,而在这前后又连续4次侵占公款500多万元。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在分析侯锡明和王斌犯罪原因时,仕途失意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张深却偏偏在仕途得意时大肆贪污国家财产。这告诉人们,只要有贪欲,不管失意还是得意,都会走上犯罪道路!张深也开始冷静地进行自我解剖了。
他在寻找灵魂扭曲的突破口。他说,我本来是一个有抱负、勤奋、吃苦、对家庭负责的人。1985年妻子得肝病,本想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儿子也不如人意,自己坚守了12年之久,终于在1997年与第一个情妇发生关系,从此写下了人生的第一个败笔。是道德良心的失衡毁了我自己,是权力欲和功名欲使我身败名裂。不是几个钱毁了我的人生,而是良心道德的失衡得到上天的报应!
他反思说,到齐鲁分公司经理的位置上工作两年多,在党组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对齐鲁未来三五年的工作,我有了总的思路,对未来的发展我已谋定,在重要的阵式上我也布下关键的棋子。当时我有十分的把握利用三年时间使齐鲁走出低谷,五年时间跨越兄弟企业。但我却忘记自己是一个伤天害理的人,上帝是不会让这样的人成事成名的。为自己成事、留名、升迁而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走钢丝,闯红灯,生产经营中的制度约束力失控,国有资产流失见怪不怪。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重权能,轻积德,放纵对自己的约束。私欲作怪,为情所惑,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他还进一步思考了对企业主要领导的监督问题。他说,对企业的一把手,要重使用,更要重管理、教育和监督。过去的监督往往都停留在文件上,光打雷不下雨,没有实在的内容,没有深入到具体经营业务中去落实,闯了红灯无人过问。干部的评价体系不严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当主要领导到底图什么?主要领导怎样自觉接受监督?主要领导要不要在思想上经常“清理卫生”?
在人们的印象中,张深讲话从来不连贯,但时常蹦出一些思想火花。他在思考自己问题时同样表现出这种特点。然而,不管连贯不连贯,他痛定思痛的感言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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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万户侯,今日阶下囚。疾首忆岁月,滔滔江水流。”这是张深在接受调查期间所写的忏悔诗。
当中国石化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领导再次找他谈话时,他痛哭达两小时之久。他说,我知罪,我服罪!如果现在有人给我1000万元、2000万元,要把我的名誉,把我一生的奋斗毁掉,那么我绝不会要这些钱,会要奋斗成果。求组织上救救我!
这是深深的悔恨,也是良知回归的开始!
张深一案,也引起纪检监察部门领导的深思。他们清楚地看到,对一个单位主要领导的教育和监督,应该是搞好反腐败斗争的关键。这些教育和监督,既要从思想道德层面上强化,更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上强化。只有从思想道德方面的呼唤,没有从体制机制方面的约束,共产党人的良知也难以坚守或回归。
他们还清醒地看到,通过查办经济案件加强反腐败斗争,对纪检监察部门的主要领导的决心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主要领导的决心大小直接关系到一个案件查办的深浅或成败。就在查办这些案件最紧张的时刻,就有人揣着20万元现金找到纪检监察部门主要领导要求放人。如果稍有动摇,良知从何唤回?
五、重 燃 希 望
好大一场多年未见的春雪,洒落在老区的炼塔上,洒落在新区的高炉上,洒落在齐鲁百里厂区的每一个沟沟坎坎。春雪孕育着生机,孕育着希望,孕育着无限春光。
今年初春,我们清理了齐鲁石化一宗一宗大案要案,踏着厚厚的春雪来到齐鲁大地,与公司新老领导促膝探讨,与基层党政领导倾心交流,欣喜地看到,经过两年艰巨的反腐败斗争,虽然仍有许多伤痕有待医治,许多深层问题有待解决,许多过去被耽误的改革、改造机遇有待追回,群众对企业领导干部的信任有待强化,但这里已开始显露出生机,显露出希望,显露出春色!
这里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新领导班子针对以往的深刻教训,陆续制定了《领导班子成员廉洁自律、求真务实承诺》、《内部监督及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还利用反面典型,从上到下进行了深入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一场呼唤良知的活动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
反腐败斗争开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扫清道路,效益流失的出血点开始根治,跑冒滴漏的阴沟暗渠开始堵住,企业已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实现扭亏为盈;2004年已经大幅盈利,3乙烯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投产;今年已确定喜人的目标:原油加工量要突破1000万吨,乙烯产量要突破80万吨,销售收入要达到500亿元,实现利润也要有大幅提高。虽然实现这些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使人们看到了无限希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程万木春。
齐鲁石化将生机永驻,希望永驻,春光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