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它喻为我的金光大道。

　　曾经有那么整整半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在这条路上来回跑一趟。它一头连着我的学校，一头连着县城。学校是乡村小学，设在一座庙宇里，当地人都叫它黄寺。但我们的学校不叫黄寺小学，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琴诗小学。因为它毗邻着琴诗岙村。门前两棵大树，门内也是两棵大树。都是杨树，蓬勃着，高耸着，任何一棵都要高出屋脊许多，所以当我们爬上去的时候，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们最爱看的是西面。在那个方向，十几里外，有高楼和大街，有商店和影院，还有天天穿干净衣服的人们。

　　“那叫城市，”老师说，“想不想去那儿生活？行，读好你的书。”

　　屁！我们说。那时还没有网络，所以我们只能说“屁”，还不会说“晕”。如果是现在，我们肯定要说“晕”了。总之，我们认为老师在胡扯。读好书怎么可以做城里人呢！

　　但我们对城里充满了向往。对我而言，主要原因是城里有书，很多的书，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就在新华书店里。但那要用钱买，而我没有钱。我只能站在柜台外面看，书是不开架的，所以实际上我只能看看它们的封面。我一放学就往那里跑。是的，跑，不是走，走路太费时间，而我还要赶回来割猪草。跑到书店后，我亲热地看看书的封面。我的眼光一定变得很特别，里面写满了贪婪般的渴望，因为有一天，书店的服务员看了看我的眼睛后，无声地笑了笑，主动和我说话了。她说，小朋友，你很想得到这些书，是吗？我说，是啊，可是没有钱。她笑笑说，可是你有没有一分钱？一分钱？有啊，我掏出了一分硬币。她说，你可以看书了，每天一分钱，租一本书。

　　可是需要两元钱的押金。这么一笔巨款，我是无法筹到的，我失望至极，回来的路上放声大哭。我的哭声被周家婶听见了。她将我领回了她的家，以为我又被父亲揍了，以前父亲一发怒，我就往她家跑。我知道她很疼爱我，而且我与她女儿小琴又是同学。当她弄明白我是为了两元钱而哭的时候，婶说她可以借给我，条件是我每天与小琴一块去割草，小琴胆子小，需要有人陪。

　　我满口答应了。拿到钱后我一口气跑到书店。“萧长春已经快要三十岁了，可是还没有媳妇，他的父亲比他还着急。”这是我租来的第一本小说的开头。我记住了书名《艳阳天》，记住了作者浩然。在我小学的最后一年里，浩然和他的小说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并因之使我对生活充满了遐想。割草的时候，我和小琴最喜欢做的游戏是，我扮演萧长春，她扮演焦淑红，我背着她过一条小溪。我们都知道，类似的情节在《艳阳天》里被写得无限的缠绵和让人面红耳赤。

　　为了省钱，我看书很快，又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小琴帮了我很大的忙，她总是多割一份猪草，让我可以看书又不耽误向父母交代。我无法报答她的好意，就读出声来给她听。结果竟成了习惯。我读小说，她割草。蓝天青草，人物情感，伴随我们走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最关心的是萧长春和焦淑红究竟什么时候结婚，可是小说就是迟迟不说这一点，让我们焦急万分。有一天我又跑在那条路上，这次我借回了《艳阳天》的最后一册，大结局就要来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我知道小琴也在热切地等着。可我没有想到我在路上看到她了。她在路上割草，为了更早一点知道故事的最后答案！可是这答案太让我们失望了：萧和焦没有结婚。焦淑红进城当工人去了。我记得那天小琴哭得非常伤心，幼小的我们从浩然的小说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悲欢离合的滋味。

　　我永远怀念那段读书的经历。1979年，社会上对浩然进行了清算式的批判。我坐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室里，读着他早期的作品《青枝绿叶》，眼前出现了那个奔跑于那条“金光大道”上的稚嫩而艰辛的身影，一股感激的暖流促使我提笔给浩然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告诉他，就算整个社会都在批评他，但至少还有像我这样的读着他作品长大的人在想着他，感激他，祝福他。

　　他回了信。他的信我珍藏着。我知道我实际珍藏着的是一段成长中的珍贵的幸福，就像心中永远珍藏着小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