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新理念，一年来中国政府着力打造“五只手”：握紧人民的手、干净官员的手、市场无形的手、政府服务的手、缔造和平的手——
一年的风风雨雨，一年的波澜壮阔。非同寻常的一年催生出非同寻常的执政新理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孕育了新的理念，理念的飞跃必然开创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局面。
握紧人民的手
在抗击非典的一线，在艾滋病人的病房，在地下深处的矿井，在灾区农民的炕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又一次，紧紧握住人民的双手。
每一次握手，都是深沉的关注；每一次握手，都是情感的融合；每一次握手，都是郑重的承诺。
文 ／ 史湘洲 韩冰洁 张冉燃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因黄河漫滩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的山东省东明县黄杨寨村，走村进户，问寒问暖，与村民一一握手，他要求当地党委和政府确保受灾群众有足够的口粮、有御寒的衣被、有过冬的住处，基本生活有着落……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４日下午，在三峡库区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途下车来到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临行前，温家宝总理快步上前，握住刚刚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村民熊德明刚割完猪草的手……
一年前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５日，胡锦涛总书记率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要求，他指出，坚持艰苦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这是我们坚持执政为民、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一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实践着自己的信念与诺言。在抗击非典的一线，在艾滋病人的病房，在地下深处的矿井，在灾区农民的炕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又一次，紧紧握住人民的双手。
每一次握手，都是深沉的关注；每一次握手，都是情感的融合；每一次握手，都是郑重的承诺。
一次次握手感动中国，一次次握手释放着以人为本理念的厚重情谊。
经过２５年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活力迸发的时刻，党和政府将新时期的治国纲领，概括为以“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新弘扬；以人为本，是２５年改革开放建设成就的新飞跃；以人为本，是新时代人民愿望的最高体现。
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依靠人民
以人为本，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２５年改革开放历程，就是逐步释放全民族活力的历程。２５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更强烈的需要，去进一步破除旧体制的束缚，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财富的源泉涌流，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基石。
●建设透明政府，赋予群众知情权。
２００３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中国大地，这是对本届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面对关系万千人民生命安全的非典疫情，首先要领导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就是给群众以充分的知情权，为此，新一届政府免去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职务，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不得瞒报、漏报、缓报，此后每天向全社会公布疫情。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让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进而发挥群众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是我国抗击非典战役的收获之一。
非典过后，信息公开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去年９月和１１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６６个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各省市的１８０多名学员参加了培训，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序幕。随后，南京、云南、重庆等几十个地方的新闻发言人相继登台亮相。
在涉及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问题上，主动披露信息，征求民意成为广泛和普遍的做法。物业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物业管理条例在起草过程中通过报纸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这是近１０年来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首次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征求意见期间，国务院法制办共收到近４０００条意见。去年５月２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物业管理条例（草案）》。
从去年非典危机到目前的禽流感，重大事情和信息的公开化，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重大的事情让老百姓知道是以人为本的基础和前提。人民只有在知情的情况下，才能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政府只有把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相结合，才能够比较好地做到以人为本。
●给非公经济平等待遇，提供创造财富的广阔舞台。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解决了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并提出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是２５年来首次将非公经济与国有企业摆在平等的地位上，这一方面是建设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将极大地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非公有制经济都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到２００２年，我国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２３７７万户、４７４３万人，注册资金３７８２亿元。个体工商户从事第三产业的户数占总户数的８２．６％。与此同时，外商对华注册运营企业约２３万家，２００２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８０９１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２５．７％。
但是，非公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一项调查表明，在开放最早的广东，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的行业为８０多个，外资为６０个，而民营经济只有４０多个。充分发挥、调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对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有了新表述。在中国历次修宪中，对此部分的修改均是重要内容，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１９８８年修宪，非公经济被认为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１９９３年修宪，首次确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１９９９年修宪，非公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次修宪建议提出：宪法调整对象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扩大为“非公有制经济”，国家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利强说，扩大市场准入，将使非公经济进入更宽更广的领域，为它们做大做强提供了条件。
平等对待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个思路贯穿在过去一年的经济政策中。我国的股票市场在初建时，更重视其对国有企业的融资作用，在事实上对中小股民投资权利的保护是不充分的。今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意见》回应中小股民的呼声，多次明确提出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解决资本市场股权割裂问题时，《意见》也指出，“稳步解决目前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的流通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总经理于力说，这是继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要一视同仁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以来，基于对资本市场历史和现状更深刻理解之后，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将提高和保护我国资本市场的活力，为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私有财产权保护进入宪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中央修宪建议提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里程碑，是中国宪政制度的一大进步。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对维护社会稳定，凝聚人心，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一个社会能否得到持续、长期的发展，重要的是要看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证。私有财产权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私有财产只有得到保护，公民才会自觉地维护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朱家新说，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也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诉求，它对推动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人为本，全心全意服务人民
以人为本，就是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中国共产党建立、壮大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就是服务于人民事业的历史。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都围绕和服务于当时人民的最高需要。改革开放在满足了人民温饱需求，创造了巨大财富之后，又面临着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新要求，以人为本，就是对这个新要求的最好表达。
●人权入宪。
中央修改宪法的建议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这反映出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高度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说，人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要讲人权，而且要大张旗鼓地采取切实措施去保障人权。这是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他说，宪法乃尊重人性尊严之法，宪法的核心是维护人性尊严，将人权写进宪法，其意义非凡。从法律上讲，尊重人权等于划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限，即在宪法规定公民权利的地方，不能随便干预公民的权利，同时也等于规定了政府的行为规则。
●迅速回应群众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新中央领导集体过去一年来执政的一个重大特点，是进一步注意倾听老百姓意见并迅速回应，充分体现了新领导集体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的执政理念，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还是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为解决非典防治中遇到的问题，国务院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台前后不足一个月，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极大关注。疫情过去后，去年９月２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草案）》，提出，用３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一个适合国情、覆盖城乡、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协调、持续发展的医疗救助体系。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２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开始告别历史舞台。从３月到６月《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短短３个月，从一个生命的死亡到一项制度的灭亡，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如果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刘涌改判案等放在一起观照，我们发现，这些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的背后，折射出的人们对生命权的重视和对生命平等的渴望。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这种渴望，予以极大的尊重和感同身受般的快速反应，为人民增添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信心。
●关注群众热点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简单的一句话，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执政兴国的每一个细节。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扩张运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行政权力和开发商利益相结合，被拆迁居民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恶性案件的发生。为此，建设部制定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明确了拆迁估价标准，建立了公开公平选择拆迁评估机构机制和拆迁评估纠纷调处机制，确立了拆迁公示和听证制度，规定了争议处理方法，改进了强制拆迁程序。这个在近期上访中群众屡屡诉求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目前，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近１亿人，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达４３８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占４成以上。然而多年来，农民工工资被欠一直没有解决。继总理为重庆农民熊德明家讨回被拖欠的２０００多元工钱后，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清欠风暴”。截至今年１月中旬，在２００３年拖欠农民工的１６０多亿元工资中，已有１４８亿元得到偿付。１月１６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来到建设部，全文传达胡锦涛、温家宝同志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去年１２月１日，当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艾滋病日在北京地坛医院与３名艾滋病患者握手的镜头通过电视画面传出后，被舆论解读为“他在医院停留的一小步，却是政府正视艾滋病的一大步”，“是政府最高层的政治承诺”。
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了目前全国艾滋病患者为８４万人。
今年２月１９日，河南省从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抽调３００余名机关干部进驻上蔡县３８个艾滋病高发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２５日，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来到上蔡县，看望艾滋病患者、帮扶工作组成员和医疗队队员。
２月２６日，国务院成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主任的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２３个部门、单位和７个省、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艾滋病患者受到空前重视。
８年前开始自发普及宣传艾滋病知识、为艾滋孤儿寻找领养家庭的妇科专家高耀洁老人应该不再感到孤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苑西制药厂厂长孙耀志说，防治艾滋病虽然非一日之功，但当政府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当全社会开始以科学、人性的眼光看待和关爱艾滋病人时，希望已经升起。
●人文关怀渗透生活各方面。
当以人为本的观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温暖。
去年的１０月１日，应该被历史记录的时刻。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门前格外热闹，一对对新人将婚期延后专等这一天来登记结婚。因为从这一天起，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结婚取消单位证明和强制婚检。
新《条例》的实施意味着结婚、离婚完全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无需别人来证明或同意。条例凸显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体现了法律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婚姻领域。这无疑是一次尊重人性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对人性的关爱越过围墙。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越来越熟悉“社区矫正”。它允许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等５种罪犯可以在社会上服刑，试点工作已在部分省市推行。有条件地允许犯人回家服刑，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社区矫正”既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又利于让罪行较轻、主观恶意较少的罪犯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人性的观念再次张扬。
去年８月７日，公安部推出３０条便民举措，涉及群众普遍关心的户籍、交通、出入境、消防等方面。措施规定，新出生婴儿户口登记随父随母可自由选择；不再对申领身份证的年龄进行限制；考取驾照的年龄放宽到７０岁；被判处徒刑和劳教人员不再被注销户口；等等。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附中校长孙鹤娟说，这些事情看似很小，却对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很大影响。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举措，无不倾注着浓浓的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全心全意造福人民
以人为本，就是全心全意造福人民。今天，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要参与全球竞争，并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宽广、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归根结底，还要靠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靠每一个个体竞争力的提高。提高全民族素质，是面向未来，造福子孙的战略要求。
●将“三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均衡体现在城乡差别上。在改革开放２５年后的今天，已经具备条件让农民享有更多的改革成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有强指出，农民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当中弱势群体的主体，解决好三农问题对均衡发展解决具有决定性影响。
回顾一年多来中央有关农民问题的相关政策，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仅要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而且还要给他们提供增加收入的技能，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政策，惠及根本，谋之长远。
２００３年９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用５年时间，即到２００７年，西部地区“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８５％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５％以下。
时隔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６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１２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决定投入１００亿元资金主要用于在西部３７２个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３８个团场和中部省份尚未实现“两基”的县，兴建和改扩建６０００多所寄宿制中小学，缓解居住分散的３００余万农家子弟上学难问题。
今年初，在时隔１８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三农，文件的主题词，从“农业”变为“农民”，一词之改，人本观念跃然纸上。一号文件将给农民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实惠。特别是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非常具体。其中，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对农民直接补贴，将直接惠及农民。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１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７０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轻负担４８亿元，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达１００亿元以上。而逐步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政策，是要从根本上建设一种城乡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不仅如此，日前，国家６部门联合制订的《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１０００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５００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５０００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３０００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２亿多名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这是我国截至目前最大的农民工培训计划。
●社会保障关注弱势群体。
在本届政府的工作日程上，社会困难群体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改革的代价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政策，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去年８月１５日至１６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把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升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战略高度。国家重新界定就业与失业标准，提高失业者的保险程度。统计表明，２００３年，新增８５０万个就业机会，超过了年初制定的８００万的目标；４４０万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上岗，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４．５％。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一年来，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健全，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养老、医疗保险覆盖面扩大到一些非公企业和事业单位，促进进城农民工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特别是在中央修改宪法的建议中，写进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启动社会医疗救助机制，对城镇生活困难者和进城务工农民的非典患者治疗实行免费。
本届中央政府运作伊始，即将目光投向了困难群体。去年３月２６日，温家宝总理在部署社会关注困难群体工作时，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农村３０００万贫困户的定期救济基金作出专门规定，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单独立项，要千方百计改善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
对一个行走在法治道路上的国家，法律服务没有理由成为一件奢侈品，它应当成为能够恩泽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和煦阳光。９月１日，《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向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获得基本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使人人都能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实施法律援助是县级以上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它的实施，将从制度上保证对困难群体实施法律援助。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表示，对困难群体的关爱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一个困难群体得到保障、社会弱者不受歧视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协调发展的社会。
●教育与卫生全面发展。
人民群众共同关注的教育问题、卫生问题，不仅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长远竞争力，也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
过去的一年，依然从最薄弱的农村卫生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全面启动。２００３年中国开始着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增强农民抵御大病风险能力。中央财政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大病统筹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１０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农民的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１０元。按计划，到２０１０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
在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总目标确定。２００３年７月，中国政府宣布，将争取用３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用更长一段时间，完善我国农村卫生体系、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环境卫生体系和财政经费保障体系。
在教育方面，除全面加强农村教育，在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外，中国将加快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教育部将和北京市政府紧密合作，加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同时，中国将积极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鼓励全社会捐资、投资教育，鼓励民间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校，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管住官员的手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贯彻以人为本治国方略的根本保障。过去一年来，新一届领导集体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府现代化转型开局良好。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谨、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的十六大为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出的明确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本届政府以人为本、依法行政，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人和事，坚决查处、决不手软，朝着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稳步前行。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北京大兴区委书沈宝昌说，广大党员干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权力来源发生重要变化
正确的路线、好的制度，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来执行。有求真务实的干部，才能创造求真务实的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拔任用干部，是我们党推动工作的主要杠杆之一。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如何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并依照制度准确选拔使用干部，依然是干部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仙桃市委书记马清明指出，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这就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一是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二是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完善干部交流、轮岗和回避制度；三是抓紧建立健全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度和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制定不称职干部的具体认定标准，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
近些年来，不少地方整体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继续大力深化改革，还任重道远。马清明说，一些地方的同志反映，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需破解“五难”，即改革的社会环境难宽松；改革的要害制度难落实；改革的时机难把握；改革的风险过大难实施；改革的成本过高难操作。
针对上述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切实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向深入，并收到良好实际效果。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主任吴江说，首先是加大了宣传力度。大张旗鼓地宣传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发展和整体推进，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其次，强化了宏观指导。上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一方面对党政干部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必要的整合，形成相互衔接、整体推进的格局；另一方面对各项具体制度改革的实施实行整合，谁先谁后、谁重谁轻、谁主谁次，形成了规范。
再次，增强了制度刚性。特别是对解决干部“下”的制度，如领导干部任期制，不断增强这个制度的执行刚性，上级党委政府和组织部门就像对选拔年轻干部作出硬性规定那样，强制性地要求下面执行干部任期制度，未按制度执行的不审批干部调整方案，长期不执行的要通报批评，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实行了政策倾斜。特别是对负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任的组织部门，上级有关部门要在人员编制、经费开支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使组织部门有人力、有精力、有能力牵头抓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全面落实。
全国政协委员龙瑞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入深入推进阶段。主要表现在：
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
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推进改革步伐。积极推进以“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并着重强调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化程度提高，竞争机制普遍引入。各地、各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作为必经程序，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成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方式。各地在实践中还创造了任前公示制、票决制等新的做法和制度，防止了个人说了算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二是干部考核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查工作质量逐步提高。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地建立了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考核制度，普遍实行届中、届末考核，并做到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使用、奖惩、培训挂钩。各地在实践中还创造了考查预告制、差额考察制等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
三是干部交流稳步推进，干部队伍活力不断增强。截至去年，中央管理的干部共交流６２２人，全国地厅级干部交流１．４万人，县处级干部交流共１７９万人。全国９６％的县（市、区）委书记、９７％的县（市、区）长进行了交流或易地任职。
四是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和措施，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各地始终把干部能上能下作为一个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截至去年，通过免职、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等方式，全国共调整县处级以上不称职、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１万多名。
●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日益活跃。
在去年，各地围绕建立健全适合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激励、监督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多数地方已经完成企业领导体制调整；实行或全面推行产权代表委任制和公司经理聘任制，很多中小企业通过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方式产生领导人员；推广上海、深圳等地经验，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推荐等中介机构，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进一步完善；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业绩考核，各地逐步完善由纪检机关和组织、国资、审计、工会等部门组成的“五位一体”的考核体系，定期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考核，各级组织部门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考核的职能进一步强化；探索建立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各地都选定一批企业试行了年薪制，有的进行了期股、期权的试点；稽查特派员已改为外派监事会，财务总监委派制度在很多地方实行。
●事业单位重点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
遵循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科研、卫生、高校系统等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展开，空前活跃。
事业单位普遍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竞争上岗、公示制、试用期制、任期制等改革措施在事业单位也推行很快。许多单位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引进竞争机制，实行竞争上岗，有的还将目标管理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结合起来，严格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晋职、续聘、解聘的依据。实行了辞职辞退制度，大中城市普遍建立了专业技术人才市场，促进了人才流动。对事业单位管理人员，采取不同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办法，正着手探索建立事业单位职员制度。
监督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
据估算，近１０年省部级高官每年落马的数字在１６至１７名之间，而２００３年查处的高官超过２０名，是改革开放以来查处力度最大的一年。中央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李永忠认为，２００３年查处高官数目较多与加大了制度反腐力度有关。
李永忠认为，２００３年反腐形势的特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雷声大，雨点也大”。所谓“雨点大”表现在处理的腐败高官数量多、级别高、刑罚重。所谓雷声大，首先表现在：党和政府提出了反腐败的“三个仍然”，即“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这是党和政府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反腐败面临客观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今后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一个基调，还是推进“制度反腐”的依据。其次，“雷声大”还表现在，从“反对腐败”到“反对和防止腐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变化，就是把“打”和“防”结合起来。最后，“雷声大”还表现在把国内的反腐败斗争和国际的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我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国《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其中，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永忠还说，２００３年可以被看作是“制度反腐”的发轫年，具体说来，在制度反腐方面提出了“一个科学体系”（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制定了“一个重要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其中“三位一体”的体系是对制度反腐一个比较准确、比较完善的论断。
作为建党以来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法规，２００３年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施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有人称其为“党和政府制度反腐的重要里程碑”，也有人评价其为“党内制度监督的一把利剑”。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党内监督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其中，三大亮点备受关注。
一是“一把手”成为监督重点。党内监督条例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立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指出，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并将其列为监督的重点，是条例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富有胆识和智慧的重大决策。
“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任人唯亲，重大决策不经集体讨论自作主张。”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建研究专家黄苇町说，“条例禁止出现这样不受制约的‘一把手’，强调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约措施，其中外部措施有巡视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等，内部措施有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等，这些都是对‘一把手’的制约。”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波表示，“一把手”要以权谋私搞腐败，首先要破坏党内民主，破坏监督制度。“条例针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出台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规定，发展党内民主，弥补制度缺陷，确实抓住了要害。”
二是中央政治局受中央委员会监督。中央委员会如何监督中央政治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如何在闭会期间发挥监督作用？……长期以来，党内监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权威专家指出，党内监督条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初步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
在去年１０月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在党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条例将这一做法制度化，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条例还明确了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意见如何反映的问题。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体现了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的监督，体现了中央政治局在党内监督方面对全党应该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的精神。
党章规定，党员享有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的权利。但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如何真正落实？条例单列一节，对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的这项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专家表示，条例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使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对于防止和减少用人上的失察失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监督制约与保护支持并行。
“条例在处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时，既重视保护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又重视保护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较好地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思想。”中央纪委法规室参与条例起草的专家表示，坚持监督制约与保护支持相结合，也是条例的一大亮点。这位专家表示，监督制约与保护支持相结合，既是开展党内监督的重要原则，又是贯穿条例的一个重要精神。条例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监督制约被监督者，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工作积极性，防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监督者；另一方面也使监督者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保护支持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工作积极性，以防监督者借监督之名而行诬陷之实。
２００３年，中央在完善监督体制方面，进行了两个大的动作。一是在对各省的“块块”方面，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二是在对各部委的“条条”方面，对试点的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目的就是一个——在事前管住官员的手。
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即，组建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五个巡视组，共有４５名巡视工作人员。组长是从刚离开工作岗位、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中纪委三次全会以后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将会把巡视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据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暂行规定》也已经由巡视办公室起草。
“少则２０天，多则一个月，我们就会回京汇报一次，有口头上的汇报，对一地巡视汇报完成之后，也会形成书面材料回京汇报。”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反映情况最多的还是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问题和干部选拔任用中出现的问题。”
据悉，中央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将会下发有关地方建立巡视制度的文件，进一步加快地方巡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向现代政府迈进)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１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本届国务院组成以来第一次全体会议，突出强调了新一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
●树立求真务实工作作风。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鹤岗市市长付会延说，过去一年中，各级党政部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市长刘长春说，树立求真务实工作作风，一是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二是切实抓好工作落实，把求真务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紧紧围绕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三是切实建立健全制度，为坚持求真务实提供体制保证。
全国人大代表王泽洪说，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新增５６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就业再就业，支出８５亿元用于灾民安置，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黄梅戏二团名誉团长韩再芬说，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亲民爱民、求真务实的新风扑面而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强政府立法工作。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指出，本届国务院成立后，把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要求制定行政法规，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意愿，并且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国务院去年先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议案５件，制定公布行政法规２８件，政府立法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包括及时制定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７日，《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公布；７月２１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８月１８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３８７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急需的制度建设，及时制定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监督管理职权的议案》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商业银行法（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草案）》等４个法律议案。
●积极宣传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指出，行政审批的过多过滥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２００１年起，以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全国启动。继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国务院宣布废止第一批共７８９项行政审批项目之后，２００３年２月，第二批共４０６项的行政审批项目被废止，另外有８２项行政审批项目被移交给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
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解决长期存在的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程序繁琐、权责脱钩、监管不力等问题，国务院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５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７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按照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把制度创新摆在了突出位置，确立了行政许可的一系列原则和重要制度，明确要求：行政许可设定于法有据，行政许可管理公开透明，行政许可服务便民快捷，行政许可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行政许可实施强化事后监督检查。
国务院对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高度重视。２００４年年初，国务院召开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对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并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推进依法行政作出部署。
●加强行政监督，提高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
曹康泰主任和杜钢建教授都认为，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是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国务院２００３年在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加强行政复议工作，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新一届政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认真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通过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加强对省部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强化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依法行政观念。２００３年全年，国务院共收到各类行政复议申请４７１件，到年底已办结４４３件。
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引导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联席会议制度、行政执法投诉办法、行政执法监督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检查制度、行政执法告知制度、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制度、行政执法统计报告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对于加强行政执法和监督工作，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效实施，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将发挥重要作用。□
打造无形的手
本届政府着力于打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无论是在建立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上，还是在金融、投资、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中，都体现了在新的发展观下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的大手笔。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所遭遇的种种波折，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无不考验着新一届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职能的能力和水平。而中央宏观调控的正确应对，不仅操控着中国经济巨轮沿着持续、快速、健康的航向破浪前行，而且引导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
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本届政府在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两项职能时，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办事，着力于打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无论是在建立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上，还是在金融、投资、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思路中，都体现出了在新的发展观下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的大手笔，都体现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及运用上更加理性自觉。
均衡调节经济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发展接连承受了出乎意料的压力，然而，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这些压力所压垮，而且所取得的成就比预想的要大。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些新亮点，尤为中外经济学家所称道。
●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在宏观上最终实现了经济“稳定”这个最基本，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目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宏观稳定是判断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宏观政策的主要功能也就是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在总量上的平衡。如果以此为基准来审视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那么中国经济这些年来、尤其是去年在宏观上应该说是成功地维持了供求的总量平衡。”
他认为，政府在２００３年不但继续实现了宏观稳定的可喜局面，在宏观调控的机制、思路和手段上还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主旨就是均衡、协调和更加注重市场功能的发挥，“这是２００３年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成功的关键所在。”
●宏观、微观同时向好，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增长模式初显端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着一个难解之谜：宏观上高增长低通胀，微观上企业效率低下、效益逐年递减。但是，随着体制转轨逐渐提速，优化经济结构开始初见成效，这个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问题开始有所缓解。尤其是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到２００３年整个全年，多年来期盼的高增长低通胀模式正在实现。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２００３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ＣＰＩ）比上年上涨１．２％。其中食品价格上涨３．４％，服务价格上涨２．２％，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４．８％，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２．２％，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４．４％，达６年来最高水平。
银河证券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苑德军认为，去掉食品和石油涨价因素，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并不高，所以通胀压力并不大。并且，以降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看，货币政策已经由稍紧转向中性。他认为，目前ＣＰＩ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很低。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指出，高增长低通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同样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通胀与以前不同，过去主要是恶性通货膨胀，而现在则是适度、温和的通胀。
●内生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了一些迹象，现在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尽管经济学界对此的表述仍有差异，但一般共识是，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非国有资本力量、由非政府力量实现的经济增长。这便是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
２００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延续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后专家分析文件后普遍认为，在公共财政的背景下，国债和新增财政收入的使用，重点倾向于“三农”、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等方面。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则更加突出地表明，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治理方面，都将更多地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适当、适度、适时的调整。
●货币政策的突出作用，是２００３年宏观调控的精彩之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在国家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手段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深度后，直接调控手段的效率会逐渐降低，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必然提高。”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开始采取预警性的金融调控措施，从全年的宏观政策走向看，在金融监管职能分离之后，央行对经济调控的主导地位逐步建立，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突出。根据这种间接调控思路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实施半年多后，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过热状态。
●金融政策更为注重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市场之间的均衡以及相互的协调和统筹。
比如银行系统，在２００３年，信贷投入到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时缺乏必要的内部控制和自我约束，给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此，银行需要均衡调整信贷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均衡投放。同样，对待市场一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明显注重强调人民币汇率因素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
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管理，政府考虑的是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性建设，而不再局限于解决某个单一方面和局部问题的具体操作。这展现出了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思路的重大转变，更是２００２年以来宏观调控取得巨大成绩的主要根源。
监管型政府初现雏形
“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方面，２００３年可谓是‘监管’年。监管的概念从未这么热过。据统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监管’一词共出现了２４次。”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的评价。
事实确也如此。从２００３年年初的“两会”以来，与监管有关的事件不绝于耳：中央政府取消了１０００多项行政审批，新成立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新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安全生产监察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新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法》经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建设部出台《加快城市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此外，继２００２年底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正式亮相后，《电信法》立法进程加快，国家电信监管委员会呼之欲出。
●政府建立市场化、制度化监管体系的信心坚定，行动果敢。
这么多的行政机构冠之以“监管”，而且行政许可法主要针对的也是准入监管，城市公用行业市场化和民营化后同样面临着监管制度的建立，面对如此之大的一个“监管市场”，政府的监管职能正在加速到位。
政府监管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的直接控制。国外将其称作“第四政府”。
这是因为广义的政府包括三个部门：立法、司法和行政，而政府行政管制机构则同时兼有这三种职能，所谓三权合一：在法律授权下，管制机构可以制定抽象的规则去管理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同时能够执法，监督、检查、处罚行为人；还可行使裁决权，等于是把司法系统的程序搬到了行政机关，如价格听证、医疗事故鉴定等等。
余晖认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第一，专业化的管制机构拥有对行业管理的知识和信息优势，可以弥补法院单纯依靠法庭证词不足的缺陷；第二，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且变化较快，立法机构的决策程序缓慢，难以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第三，大量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的国有垄断产业在引入竞争机制后，对其垄断保留环节显然缺乏相应的管理体系；第四，管制机构的行为主动性使得它在保护公民安全健康方面能够发挥预防作用，弥补法院不告不纠的缺陷。
为了使我国政府监管达到监管的真正意义和效果，２００３年这场监管体系建设首先就是通过机构改革展开的。比如新成立的国资委、银监会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就直接突出了政府的监管职能。
●监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政府及其官员的角色转换，这是告别计划经济的一个分水岭。
新设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之名，将原先的“计划”换为“改革”二字。名称的变化，集中展现了当前社会生活的巨变、时代的巨变和政府职能的巨变。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司司长范恒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将由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迈向面向市场的宏观调控方式，我们的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之中，政府监管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另一方面，不少需要政府去做的事，在不少地方却或者做不到位，或者干脆缺位。正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指出的那样，“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坚决不管”。
该管什么？监管便是重中之重。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经济转型期，还是社会转型期，都往往是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和暴露的时期。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时进行，出现一些问题便属情理之中。如国有资产、金融、食品药品这三个领域，是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但这几年，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如银广厦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证券市场监管不力或不到位。
２００３年，正是政府监管初显身手的一年。政府监管机构对于市场的健康运行居功至伟，在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证监会近年来一直强化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惩治市场“恶人”，消除监管漏洞，使目前的证券市场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银监会２００３年４月甫一成立就投身于庞大、复杂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和改革治理中。无论是监督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和不良资产的大规模清理处置，还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程、农村金融改革，都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国资委的成立，明确了出资人职责，实现了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的统一，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的状况，确立了国有企业分立、合并、破产、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基本制度……
●政府的角色正在向一个服务者和协调人的角色转变，政府各方面的着力点都在向“集中精力维护市场秩序和搞好宏观调控”的目标努力。
范恒山指出，“作为政府职能中的一部分，政府监管的改革力度这几年在中国是空前的。从目前的改革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领域的监管改革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已经成为改革的主旋律”。
在近些年的改革中，我们的政府监管改革既逐步放松了原计划体制时期政府对经济的严格管制，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监管体制。从总体上看，政府监管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
第一，所依据的法律框架逐步完善。在受监管市场上，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都从法律上得到了界定。
第二，准入监管和价格监管都有所放松。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逐步放松了原来计划体制时期的严格的经济管制。
第三，监管机构的地位不断提高，有的监管机构具备了向独立监管机构转化的条件。承担了大量监管任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分散管理改为省以下垂直管理后，执法地位大大提高。
这些成就，标志着过去政府监管存在的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化监管型政府雏形正在形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宏观调控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各地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控制住。中国五级政府每一级都有很强的行政驾驭能力，使宏观调控效果层层削弱。把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限制当作宏观调控的一个内容，这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市场之手”托举区域经济发展
２００３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这一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发展，从而在总体上推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战略的具体实施途径，透露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区域发展思路的一些新特点。
●市场机制的作用被推到前台。
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５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１１号文件）中，中央着重强调了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推动体制和机制创新来振兴东北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六条原则，其中的三条成为以市场为主导振兴东北区域经济的明证。
其一：强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来促进调整和改造。”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展发展空间。其实质就是强调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其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要素整合、技术改造、企业改组这四方面应该主要由市场决定和选择，同时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即突出发展哪些产业，缩减哪些产业，着力发展哪些新兴产业，如何取舍主要由市场决定和选择；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如何组合由市场决定；选什么样的技术，上什么样的项目主要由市场决定；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主要由市场推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这四个关键因素主要由市场决定，并强调政府要发挥正确作用，说明中央意在重新摆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摆正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
其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振兴老工业基地决不是不加区别的振兴所有产业和企业，要立足于整合现有资源，集中力量使重点地区、重点优势产业，以及重点行业和企业得到振兴和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避免盲目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化。”这一点也指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发挥哪些比较优势也还是主要靠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
这三条依靠“市场之手”的原则，奠定了中央政府尊重市场规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调。
●逐渐摆脱“给项目给资金”的传统路数，开创一条“给机制”的新路子。
“１１号文件”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扶持政策中，明确提出了减债卸负和税收支持政策。专业人士认为，针对东北地区的实际，进行税收支持最有效的就是实行增值税转型，这等价于普遍的减税举措。据悉，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通知，对东北三省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的八个行业所属企业开展认定工作，标志着增值税转型试点启动在即。
此外，振兴东北战略在投融资方面也改变了以往项目资金由国家财政拨付的老套路。近期，国家发改委确定了振兴东北的第一批１００个工业项目，总投资６１０亿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由国家给予一定额度的贴息贷款，一部分由企业进行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则通过利用外资和调动民营资本筹措。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振兴东北的亮点不断涌现。首先，三省均大力度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东三省原有的国有比重相当高，常修泽教授曾专门做过计算：在工业领域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辽宁是６７∶３３，吉林是８２∶１８，黑龙江是８４∶１６，与长三角一带的“二八开”、“三七开”正好相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三省首先着重在宏观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重点推动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除特殊企业外，大多数企业都在推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在钢铁、汽车、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这四个产业，重点酝酿并正在启动战略调整。
随着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一年来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成效比较显著，成功个案也不少。比如拥有５４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哈尔滨蓄电池厂被民企华光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实现了哈尔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资本的首次整体退出。又如曾经收购了１９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江苏大型民营企业雨润集团，去年年中又跨省全资收购了已有８０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哈尔滨肉联厂，成为民企收购国企的典型案例。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没有忘记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在贷款、项目审批方面，坚持将民营企业与国企同等对待，对民资降低门槛，放开领域，为民营资本创造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此外，招商引资成为了三省领导工作日程中的重要一点。为吸引港商前来辽宁投资，辽宁省原省长薄熙来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下旬曾经带领省经贸代表团赴港，推出了总投资额２７３亿美元的６２个对外合资合作项目。除了一般工业生产部门的招商引资，东北还逐渐开始注重商贸、旅游等服务行业的招商引资，并利用区位优势加强与韩国、日本、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王永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打造市场之手，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政府职能归位，正确发挥自身作用，这些新型区域经济的发展概念正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可望有效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之路多些坦途，少走弯路。
废除“成分论”释放资本活力
早在２００１年底，中国民间资本存量已高达１２万亿元，同期国有资产总规模为１１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民间金融资产和雄厚的国有资产，都期待着活力的激情释放。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释放资本活力给予了明确答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重大的政策突破，显示出中央高层对待民营资本和国企改革的思维和宏观调控方式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中外专家评价说，这是中央对民营资本的一次全面的体制清障，是中央绘就的民资准入“路线图”。
●配合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一些旨在释放资本活力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着手改革投融资体制，放宽对民营资本持股份额的限制，并对民营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的行业、企业给予优惠。国务院已决定第二批取消４０６项行政审批项目，另将８２项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在２００３年的最后一天，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德康指出，这次投资体制的改革必将进一步收缩政府直接投资的范围，放开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大大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
岁末年初，相关高层部门也向民营资本发出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在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称，民航总局将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投资者根据准入条件设立新的企业或参股现有企业，进入民航市场；尽快出台《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为国内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投资民航业创造必要的法规环境。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１日，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表示，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看待投融资问题，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吸引非公有资本进入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日前也表示，今年将放宽６个领域的市场准入，包括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
●对民资更坦然、更开明、更公平的态度，使民营资本投资的活跃程度再度攀升。民资的一些大手笔投资举动以及带有指标意义的资金投向，预言着我国资本市场重新“洗牌”的时代正在来临。
２００３年６月８日，我国历史上投资额最大的桥梁，总投资１１８亿元的杭州湾大桥破土动工，其中浙江民营企业控股５０．２６％，开启了民间资本进入国家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先河。曾在１９９１年开创民企包租飞机之先河，２００２年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从而拉开了民资参与国资运作序幕的均瑶集团，于２００３年１月再次出击，斥资６亿元购买了地处长江三峡旅游胜地的宜昌机场，成为国内民资投资曾经是垄断行业的民航业的成功试点。不久后均瑶集团又以１６００万元承包了桂林至温州航线，民资介入航线运营，打破了航空公司的垄断格局。
在金融业界，浙江新湖控股公司、红蜻蜓集团等９家民营企业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８日，正式成为温州市商业银行大股东，成为民间资本参股金融业的范例。在旅游业界，湖北东星集团东星国际成功收购深圳东方国际旅行社，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要口岸城市的收购活动也在进行之中。在高新科技业界，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３日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基地挂牌成立，这一企业化运作的国家级软件企业也首次吸收了温州民营企业——上海华东电器集团公司作为民间产业资本。
目前，民间投资已经涉及国民经济中的１６个大行业，资本投资方向呈现出７大热点：住房、汽车等传统产业，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产业，交通、通讯、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县市地方经济，西部大开发，城市化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在今后将长期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住房和汽车行业，随着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民间投资将成为推动房地产和汽车业发展的主力军。目前，北京民间投资已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６１．３％。
一年来，随着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出台，公用事业民营化趋势渐强，各地陆续制定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公用事业的政策。去年初，上海、深圳等地已经先行一步。
深圳将供水、燃气、公交、垃圾和污水处理等８大行业，以特许经营的方式确定建设运营者；上海对煤气和自来水等一些经营性的公用项目，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介入，对一些已经建成的项目如隧道高架桥等，可以通过转让经营权吸引新股东。
随后，北京、广东、甘肃、厦门等地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湖南金健米业以１．４６亿元整体收购常德市自来水公司，这起收购案引起市场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是因为社会资本介入公用事业。２００３年７月，为加大对丽江古城的保护力度，云南丽江市古城区开工建设了一座面积３３０多公顷总投资６０亿元的新城，也是全部由民营资本进行开发。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不仅会给民营企业让出发展空间，而且会为民企发展提供更多资源，使民企和民资成为参与国有企业重组的主导力量。
国企的改组、改制同样也是释放资本活力的有效方式。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并购重组等多种途径对中央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除军工生产等少数难以实现产权多元化的企业外，其他中央企业都要积极吸引战略投资者，吸引外资、民营资本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说，目前民资参与国企改组改制已经出现了提速迹象。在改革步伐较快的深圳市，最新统计显示，该市民间资本投资踊跃参与国企改革，九成退出国企的产权为民间资本购得。东三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作中，也极其欢迎南方民资北上参与国企改制，并已有成功个案。有了丰富的国企改制资源以及对民资放松准入限制的政策支撑，可以说，民资参与国企改制是“客观上需要，环境上也允许”。
目前，由于资本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已经超越了政府的干预力量，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王小广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更多的通过经济杠杆和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少了。二是监管部门对行业的监督建立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三是政府部门开始对相关行业进行标准管理，通过对大量专业信息的分析，对某些行业的发展作出市场评估和预警，分析产业发展趋势，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２００３年，我国某些行业产生了发展过热的苗头，政府宏观调控思路和风格的细微变化得以体现。面对行业性经济过热，本届政府本着适度调整的原则，“不踩油门，也不踩急刹车”，不搞一刀切，更加平心静气地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志国说，对民间资本投资的宽容，对国资有进有退的豁达，对经济调控杠杆的熟悉和更多的使用，都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政府看待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视角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向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强化服务的手
非典作为一种可以控制，并且已经被控制的良性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目光犀利的医生，诊断并放大了各级政府在职能转换中与现代社会的服务和管理要求不相适应的种种不足之处。非典危机所给予的宝贵启示，敦促着各级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上发力攻坚。
刚进入２００３年，我国的新一届政府履任伊始，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即把对政府的挑战和考验推到了极限。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非典危机既考验着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也考验着政府的社会服务能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重大考验中采取一系列断然措施，包括撤销一批不能切实履行这两项职能的干部等等，终于控制住了非典的肆虐，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阶段性胜利。这场战斗给予世人最强烈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将危机和挑战转化成加速向现代政府转型的机遇。
并不是非典危机唤醒了政府的转型意识。事实上，实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一直是中央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但是，非典作为一种可以控制，并且已经被控制的良性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目光犀利的医生，诊断并放大了各级政府在职能转换中与现代社会的服务和管理要求不相适应的种种不足之处。非典危机所给予的宝贵启示，敦促着各级政府在转型上发力攻坚。对非典期间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断然措施，如重大行政责任追究制，政府问责制等的事后制度追究，反映出政府在转型上的理性自觉。这是一种切实的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工商联副会长、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丛连彪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这为政府的现代转型绘就了更加清晰的蓝图。本届政府正是按照这一蓝图，昂然走过了奋发有为的２００３年。
责任即是服务，服务即是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原总经理夏国洪说，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为民”，其根本宗旨都是服务人民。把这一根本宗旨具体落实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本届政府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认知，新实践。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就是在全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大旗下进行制度设计和向纵深推进的。
●政府“瘦身”为民。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形成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２００３年２月底，十六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此次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意义，被十六届二中全会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且是“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中央之所以对此次行政体制改革如此重视，是因为这次机构调整与前２３年的行政机构改革有重大差异。前２３年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技术性的，而这一次是十六大后的首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首次机构调整。温家宝总理对此强调指出，“关键在政府职能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
在紧随其后的２００３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备受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专家对这次机构改革方案的一致解读是，此次改革打造的不再是一个“全能政府”，而是一个“有限政府”。“大政府”开始“瘦身”，一天天在变成“小政府”。
小政府的合理性，已经被无数的专家学者反复论述过。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六台二组的农民晏昌辉的评价则是：“政府变小了，干部变少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这样的改革我们欢迎。”
这种解读，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普遍心声。
此次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行政体系。但是，这次机构改革却给世人透出了另一层新意，这就是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层新意，在非典危机中得到了这样感人的诠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总是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政府的“瘦身”运动中，新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深意，至此已经不用再作解释了。
●政府是为了人民而存在。
建设责任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陈福今认为，责任政府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现代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受人民监督。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力之源；政府责任是行政权力的核心，是政府属性的本质。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市长韩志然说，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明确：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政府应当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
抗击非典的实践，加速了向责任政府迈进的步伐。突出体现在政府在处理非典事件上责任性更强，方式、方法也更成熟、理性。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政府实行免费医疗救治”，说明了政府在认真行使自己的公共权力。“查处借非典之机的违法行为”，则说明了政府不再是只对“上级”或某一特殊群体负责，而是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出发，对人民群众负责。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时果断处理了一批在抗击非典中失职的官员。嗣后，一些地方相继制定了行政问责制，这使责任追究制度得到强化。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的探索已经迈开脚步。行政首长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也在积极探讨之中。将这些新的实践合而观之，则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种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国家公务员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公务员是政府职能的微观载体。政府职能转变最终依赖于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创新，依赖于公务员队伍的人才资源开发。为公务员立法，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张“大牌”，是实行“依法治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设计，是建立现代政府的重要法律基石。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传出的《国家公务员法》即将提交初审的消息甫出，即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数达５００余万之众的国家公务员，对这部法律更是牵肠挂肚。
公务员法起草小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的宋世明博士指出，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是一条线，而出台《国家公务员法》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依法治吏”，这里所说的“吏”，主要是指公务员队伍。自１９９３年颁布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来，公务员制度的法律体系可以说已经初步确立，但《条例》的法律权威依然不够。“凡进必考”本来是一个国家确立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自１９９３年以来，政府机关依然有３８％的新进公务员没有经过录用考试，这不利于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
“吏治腐败”是当前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众矢之的。出台《国家公务员法》也是依法治理“吏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制定《国家公务员法》，也是为了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１９９３年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累的一些重要制度创新，大大超出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原有规定。制定《国家公务员法》就是要以《条例》为基础，充分吸纳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任期制、部分职务的聘任制以及人事争议仲裁等１０多年来创新的重要制度成果。
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说，出台《国家公务员法》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织保证。
服务型政府的四个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塑造和固化了政府的资源配置中心、生产调度中心、价格制定中心、消费配送中心等无所不包的职能。而服务型政府则要求政府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是一个为所当为，为所必为的政府。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艰难转型。
●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
经济建设是中心，政府的服务当然必须面向这个中心，服务这个中心。但是，如何服务这个中心，则是市场经济给各级政府出的一道大命题。
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再到目前正在全力追求的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轨迹。政府的服务，就是要适应市场主导型经济的发展潮流和要求，重新确定自己的服务疆域和方式。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必须由指挥经济变为服务经济，目的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这种转变要求，把政府逼进了一个自己所不熟悉和擅长的区域。
但政府的行动是坚决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个“超级大委”——发展计划委员会和经济贸易委员会，一个改了名，把其作为“立委之本”的“计划”两个字抹掉了，另一个则干脆消失了。带有“监督”二字的机构大出风头。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特设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隆重出场，作为这轮改革的头号内容。又从央行里边拆分出了另外一个“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加上原先已有的“证监会”、“保监会”，一个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成型。备受重视的国资委，国务院并不准备赋予它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带有指标意义的机构设置，表明政府从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从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转变为宏观调控。政府服务经济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市场机制有可能失灵之处实行监督和纠偏。
２００３年，我国经济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宏观调控所遇到的局面也比任何时期都要复杂，但取得的成就比预想中的还要好。这从事实上说明了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确实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体制保障。这便是政府在服务经济方面的重大进步。
●从优先经济单一目标向优先社会整体目标转变。
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政府能否在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关键是能否妥善解决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信用和市场秩序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经济发展就有了可靠的社会环境；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事实上，在十六大报告中，在２００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都有了明确无误的解决策略。《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把就业率列为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而各级党政负责人在“两会”期间对当地如何创造就业岗位，创造多少就业岗位，也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这是政府在优先发展社会目标上的具体行动。
非典危机，更清楚地表明了优先发展社会目标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紧迫性。而在各地已经召开的“两会”中，一些社会发展目标的内容更加具体，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得力，人民对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的监督更加制度化，日常化。
●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说，减少政府审批职能，是最近几次机构改革的重点，中央政府两批已经减少审批职能１０００多项，可以说有了些成效。但是，对职能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认识清楚和予以解决。那么，在职能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呢？第一，职能底数不清，太多太滥，随意性大，是职能设置无规则所造成。第二，党、政、群职能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群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互相打乱仗、搞磨擦、闹不团结的事大量存在，究其原因，不是个人品格所致，而是体制、机制原因。第三，上、下级职能界定不清。这就造成上级机关部门凭借权力可以随意收权或放权。把有“油水”的职能上收，把有“麻烦”的职能下放，造成上、下级机关的不应有的不协调。第四，职能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设计。一个政府职能在实施时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完成，谁主谁从？谁先谁后？谁多谁少？往往各执一词。
进一步大幅度地削减行政审批，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优化组合，是政府正在进行的具体行动，内容包括：完善立法，推动政府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竞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等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且通过电子政务等手段，实现政务公开、政企分开。
●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特点。这种体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严格依法行政，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加强公正严明的立法和执法，规范社会各角色的行为，惩治违法行为，已成为政府适应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要求，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的攻坚点。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１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本届国务院组成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便是讨论《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务院工作规则》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突出强调了新一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
２００３年所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鲜明地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向依法行政型转变的追求。如，及时制定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把政府如何应对危机和处理突发事件及时地纳入法制化轨道；及时制定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监督管理职权的议案》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商业银行法（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草案）》等４个法律议案。这反映的是新一届国务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急需的制度建设；《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制定，出发点则是依法推动安全生产、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最深刻的变化，将发生在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按照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把制度创新摆在了突出位置，确立了行政许可的一系列原则和重要制度，明确要求：行政许可设定于法有据，行政许可管理公开透明，行政许可服务便民快捷，行政许可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行政许可实施强化事后监督检查。
人文ＧＤＰ培厚以人为本的基础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运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进行资源的再配置，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核心内容，所体现的就是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管理学博士郭玉林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科学的发展观，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种修正，也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条件下一种新的政府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改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与作用，主要是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等资源运作规则，对各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流向、结构和退出等进行合理引导，以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秩序。
●公共财政投向的人文情怀。
２００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延续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后专家分析文件后普遍认为，在公共财政的背景下，国债和新增财政收入的使用，重点倾向于三农，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等方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认为，这一公共财政投向，体现了中央政府从财政投入上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的浓厚的人文情怀。
这种人文情怀，在中央财政对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支持力度表现得更加充分。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央财政今年用于“三农”的投入将比去年增加３００亿元左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今年的“支农”专项基金将达到创纪录的１５００亿元以上，新增资金将主要用于四个方面：第一，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增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第二，进行森林、水利等方面的生态建设；第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卫生和对青年农民的培训；第四，加强农业农村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扶贫。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另两项令人瞩目的中央财政投入，一是投入１００亿元，启动西部地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一是投入６０亿元，继续实施第二期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专家表示，这种财政投入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农村教育的重视，也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两基攻坚工作”的决心。
●夯实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基石。
与往年相比，无论是中央政府公共财政投向，还是各地、各部门已经通过并正在落实公共财政预算，都明显地表现出向社会发展目标进行更大倾斜的共同趋向。这表明，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正在实现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深刻转变。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此表示欣慰，认为这一转变，将进一步夯实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基石。把财政体制的改革牢牢定位于人文ＧＤＰ的增长，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制保证。
但是，实现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首先要克服观念上的障碍。现在虽然强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但一部分干部总认为，社会建设虽然重要，但第一位还是经济建设，只有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搞社会发展。因而在公共资源分配上，总是倾向于优先投资于经济建设项目，而对社会发展项目就不那么大方。他们没有认识到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将经济建设主体由政府移向企业，只看到经济建设投入有回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社会事业的投入只增加财政支出。这是一种极端短视的观念，也不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需要思想上的启蒙。
另一种障碍是体制惯性障碍。比如现在财政支出投入有些不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像对竞争性、盈利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投入，本应纳入市场运作，不应占用公共资源。但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惯性，并且涉及部分人员的切身利益，想从庞大的国有企业抽身很难，将它交给市场有一个过程，国家还得保证对它们的投入。不少财政支出并没有投向公共财政应当投向的范围，而是满足某些特定受益范围人的需要。在迅速增长的各类事业费的供给范围中，如有些培训中心、报社、出版社、协会、学会等，既不属于公共产品也不属于准公共产品之列，根本不应当由财政供给资金。如果这些体制惯性障碍不能去除，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的转变也是很难的。只有加快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扫除这些体制惯性障碍，才能使我们的政府和财政的运转，走上更好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轨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缔造和平的手
中国外交正以更加主动、积极和自信的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并赢得国际上更多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一个更加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正在积极的争取和形成之中。
外交要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国内的改革发展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直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根本宗旨。在２００３年，立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使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来看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两大国际浪潮中进行战略决策，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谋篇布局，开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
回望征程，中国外交正以更加主动、积极和自信的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坚定维护，对单极霸权图谋的坚决反对和对多极格局的积极推动，赢得了国际上更多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一个更加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正在积极的争取和形成之中。
和平崛起成为国家意志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温家宝总理说，中国已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郑重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和决心，和平崛起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与国家理念。
●中国如何崛起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２００３年，中国进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人均ＧＤＰ已达１０００美元。并且，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周期，这对加速世界经济的复苏有着莫大的积极贡献。中国经济的开放政策对世界经济的融合力和亲和力，使得中国的崛起难以抗拒。中国如何崛起，已经不仅是中国自身的事情，而且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些不带偏见的国际政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喝彩的同时，“中美争夺霸权”、“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也干扰着国际视听，并给国内建设带来不应有的噪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阮宗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对周边国家、大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温总理的这种宣示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中国的崛起谁也阻挡不了。其次，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是要挑起冲突，而是以和平、共赢和共同繁荣作为目标。从历史经验上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和重新“洗牌”。因此，对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是有疑虑的。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用与其他大国完全不同的方式迈向世界，表明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意义非凡。
●彰显合作姿态。
世界如何看待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人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崛起将如何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又将怎样应对这一变化。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头号外交问题就是如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让世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论断和事实。
外交部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大力发展经济的中国，创造一个宽松的外交环境尤显重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之后，在外交策略上日益彰显和国际社会合作的姿态，并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区域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２００３年的中国外交工作目标明确，特点鲜明。首先，指导思想上明确外交工作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其次，行动上更加主动和有所作为。比如在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中国无论是形式上还是介入的力度上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取得良好效果；第三，外交工作更加务实。去年５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欧亚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礼宾从简，涉及新闻报道也作了改进。另外，每一次出访都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访问成果具体实在。
在阮宗泽看来，十六大报告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十六大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外交就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国家最大利益服务。落实到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工作中，实践上有了更多的开拓进取。
由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中国的对外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赞成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和平崛起的成功经验。２００３年，“中国威胁论”有所降温，而“中国机遇论”逐步兴起。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济成为热络大国关系主轴
国际观察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外交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首要手段。发展经济一直是中国的重中之重。发展经济不仅需要国内的和平，也需要国际的和平。对和平环境的渴望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概念的内部动力。而且，经济外交也有外部的动力，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使中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市场空间，这给中国带来开拓海外市场的巨大动力和压力。
大国关系仍是国际格局演变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展开的全方位外交中，巩固和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在处理大国关系中，中国与世界大国和国家集团在经济上共赢互利，共享繁荣的现实选择和美好远景，已经成为热络大国关系的主轴。一些国际媒体评价说，中国虽然还不是世界大国，但中国的大国作用正越来越突出，中国的大国外交较过去成熟得多。中国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已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
●中美关系：利益汇合点在扩大。
去年一年中，尽管中美之间在不少问题上有分歧，甚至斗争，但总体上，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在扩大，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在上升，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温家宝总理应邀访问美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参加了几十场活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访问取得积极成果。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经过中方向美方反复强调和说明，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鲍威尔等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湾独立”，并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当局旨在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行。
此外，“９·１１”事件之后，中美之间进行了比较有成效的反恐合作，美国也帮助中国抓到了一些曾经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制造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这种双向的、平等的合作，在经济贸易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中美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在美国，美国也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在中国大陆投资兴办的企业超过４万家，实际投入资金超过４３０亿美元。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说，不久前有人炒作说美国人最近失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从中国进口增长太快，或者是中国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但通过双方的直接接触发现，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中美两国的贸易有很大的互补性，对双方都会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中美贸易发展前景看好。
●中俄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合作潜力巨大。
李肇星说，中俄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新的时期，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邻国，我们有长达４３００公里的共同边界，经过长期友好的谈判，中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这条边界线已经成为联系两国人民友好的纽带。
２００３年５月，胡锦涛主席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出访时第一站就是俄罗斯，充分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期间，两国
元首再次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表示将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双方的睦邻友好，全面扩大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努力开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局面。
如今，中俄双方均以继续保持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外交重点，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有了更为具体、长远的规划。政治层面，两国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与热线电话通畅无阻，总理及外长间的定期会晤继续保持，双方政府相关部门间的磋商不断加强。经贸关系继续发展。２００３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１５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２．１％，创下中俄乃至中苏经贸关系史上的最高纪录。目前，两国在双方境内共建立了数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１８００余家合资或独资企业，涉及机械、轻纺、资源开发、森工、化工以及电子和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双方在民用核能、能源、航空航天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也都进展顺利，两国经贸交流正面临迅速发展的大好机遇。中俄双方进一步完善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机制，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媒体和影视等民间领域的交流也日趋活跃、频繁。
●中欧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巩固，相互关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李肇星说，欧盟是国际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明年５月１日还要增加１０个成员国，它的力量会更大。中国现在同欧盟的关系非常好，欧盟积极主张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中国也发表了有关的政策文件，积极响应欧盟的主张。
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欧盟越来越寻求成为独立的一极，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共同要求。去年，法德英领导人先后到访中国，彰显出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望。６月初，法国总统希拉克借东道主之便邀请胡锦涛主席参加“八国集团”会议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今年１月底，法国隆重举行了庆祝中法建交４０周年的大型活动，胡锦涛主席也应邀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中法交流与合作达到一个新高潮。
如今，中国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对华投资方面，欧洲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占了优势。如今的欧盟政策制定者们正渐渐意识到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意味着什么，整个欧洲正在掀起一股空前的对中国的兴趣。与此同时，中国也期待着与欧洲在自然科学、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在这些领域，中欧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中日关系：经贸关系成为粘合剂。
李肇星外长在评价中日关系时认为，两国关系发展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进行了协调和磋商，特别是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中日都是北京六方会谈的参加方，日本也作出了努力。在经贸合作方面，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大的注资国之一。但是，围绕历史教科书、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贸易纠纷等问题，两国关系时常出现一些干扰和磨擦，有时斗争还很激烈。这使得双方的政治关系裹足不前，政治互信难有进展。
专家分析认为，尽管中日关系中消极因素和麻烦增多，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导面还是会与中国谋求合作，两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有共同点，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方十分重视中国的广阔市场，与中国扩大经贸合作的积极性很高。日本经济界有意搭乘中国发展这班“顺风车”，为重振本国经济找出路。这是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利条件。
落实“睦邻、安邻、富邻”理念
周边不稳定，中国就很难集中精力搞建设。争取一个有利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国际大环境，首先就是要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机遇论正在成为周边国家的主流意见。
切实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去年一年中，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新水平，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较好时期。
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王在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非典的严峻考验，仍实现９．１％的高增长，外贸总额突破８０００亿美元，成为公认的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牵引器”。中国外交积极落实“睦邻、安邻、富邻”的理念，主动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动区域内中日韩、１０＋３、１０＋１等各类经济合作机制化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的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促使区内多数国家间的战略互信水平明显提高。阿富汗重建进程继续取得进展，印巴在克什米尔实现１４年来首次停火，南亚次大陆紧张局势明显缓和，都渗透着中国外交的不懈努力。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但不是威胁，而且为它们提供了机遇，带来了好处。如今，中国机遇论正在成为周边国家的主流意见，中国威胁论失去了势头，这是一个很可喜的变化。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中国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大厅，温家宝总理面对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００多名与会嘉宾做出庄严承诺：中国将与各国一起努力，营造大小国家和平共处的地区政治环境，营造亚洲国家普遍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营造持久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营造更加多姿多彩的人文环境。这四点承诺体现了中国政府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受益。
●促进亚洲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政治合作。
观察家认为，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务实外交，中国正在尽力促进亚洲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政治合作。在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去年１０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成了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成为除东盟成员国外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域外大国，中国和东盟还将在２０１０年建成拥有１７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三国签署和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为东亚三国合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和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机制是亚洲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举措使东亚一些主要国家，如日本、韩国也开始计划加入以东盟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机制，南亚大国印度也加快其“东向”的步伐，亚洲一体化趋势猛然加速。
●上海合作组织进入机制化建设阶段。
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也进入新阶段。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邢广程研究员分析说，从一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上合组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今年取得的一系列进展，标志着上合组织已从原来的初创阶段进入机制化建设阶段。
首先，上合组织机制化进程在加快。２００３年５月的上合组织元首峰会正式决定，组建两个非常重要的常设机构，一个是设在北京的上合组织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由我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担任；另一个是原先设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上合组织反恐机构，移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两个机构目前都已经正式运行。
其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成功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除乌兹别克斯坦外，上合组织５个成员国都派军队或军事观察员参加。这次演习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分两个阶段进行，是苏联解体后中国第一次派军队到国外同时也是国外第一次派军队到中国境内参加军事演习。上合组织把安全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打击恐怖主义依然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和重点。
第三，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开始谋求发展。９月在北京举行的上合组织总理会晤中，各方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贸易合作纲要》，开启了该组织在经济等领域互利协作的进程。纲要提出了一些框架性的构想，细化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理念，并提出要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各国的商务部门正在就海关体系、法律法规、投资环境、运输条件等方面加紧协调。经济合作成为上合组织的又一重点。
构筑和平与发展的平台
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不是现代化的强国，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我们仍处于弱势。特别是在世界许多高科技领域里，中国需要努力追赶。这一实际决定中国必须广交朋友，通过全方位外交构筑和平与发展的平台。
●胡锦涛主席出访：“发展关系之旅”。
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冷静应对严峻挑战的同时，及时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以和过去不同的低调、务实、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姿态，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加强互信、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活动。尤其是胡锦涛主席的成功出访，充分展示了元首外交的独特魅力和作用，被外电评价为“展示形象之旅”、“发展关系之旅”和“全方位外交之旅”。
２００３年５月下旬至６月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进行了国事访问，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峰会、圣彼得堡举行的建市３００周年庆典和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这是胡锦涛以国家主席身份首次在国际上亮相，树立了中国进入新国际形势的里程碑。在短短十天时间里，胡锦涛除了进行中俄、中哈、中蒙双边重要商谈以及振兴“上海合作组织”的既定活动外，还与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及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加拿大、瑞士、阿尔及利亚和巴西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工作会晤，并和世界上最活跃的四十个国家的领袖在宴会上和其他场合碰面、交谈。期间，胡主席接触各界人士，活动内容丰富，既有双边外交又有多边外交，既有正式会议和会见，又有非正式交流，既涉及睦邻关系，又商讨了中国同主要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说，胡锦涛主席与许多国家领导人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但都谈到了实质问题。吴建民的印象是：胡锦涛在会谈中对答如流，反应很快。他说，一个新的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时，需要外界认识和了解。八国集团会议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事实证明，中国适应潮流和形势发展，胡锦涛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特点。
●任何时候中国都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
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它们在人权、台湾等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一向给予很大支持，因此，在任何时候中国都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不忘记和丢掉老朋友。２００３年９月，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中国作为刚刚加入两年的世贸组织新成员，充分展示了中国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它表明，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才有可能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１２月中旬，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如期在埃塞俄比亚召开，温家宝总理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进一步巩固了中非传统友谊。中非之间签署了一系列加强政治联系和经贸合作的文件，推动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此外，中国同墨西哥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给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反恐领域的合作迈出新步伐。
中国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开展安全对话，探讨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安全安排。在国际恐怖主义打而不绝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制定了正确的反恐方针、政策，作出了周密部署，在“平等合作，双向互利”的原则下开展国际反恐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此外，同东南亚国家一道，共同抗击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拓宽了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领域。
“只有实现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胡锦涛主席在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上的讲话犹然在耳为此，胡锦涛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倡导和睦相处”、“加强多边合作”、“维护世界多样性”等具体建议。中国正以一个维护世界和平、安定、发展、合作的新世界的重要成员屹立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一个热爱和平并充满希望的大国，今天的中国在享用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世界也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巨大好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