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为六经之首。

    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各领风骚，代有承传，如聆天乐，如数家珍。

    千百年来，历史上曾有过“万马齐喑”的时期，也曾有过号召人人都写诗的时期。虽风云变幻，但诗国依旧存在。诗人的圣殿依旧存在。在那云雾缭绕、彩霞扮披之处，在那壮丽宽敞、美轮美奂之所，弦诗三百，诵诗三百，歌诗三百，仙乐飘荡，金曲悠扬……清夜漏尽，深宵梦回，至少也能让躁动、狂悖的灵魂得到片刻安宁。

    有一条诗国朝圣者之路，曲折蜿蜒，隐约可见。人数虽少，却不绝如缕。

    章寿也是诗国的朝圣者，虽起步稍晚，但虔诚可嘉。虔诚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信仰。有一次我与章寿谈诗，谈到投机时，他瞪大了眼睛，孩子般笑着，一时回不过神来。这份专注的神情与灿烂的笑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王国维先生说：“诗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学诗一要有虔诚，二要有毅力。这是走向诗国朝圣之路必须点燃的两炷清香。章寿早年学过英语很浅，通过自学如今却能记住四五千个英文单词。有了这份虔诚和毅力，能学不好诗吗？

    我认真读了章寿分批寄来的诗稿，虽在起步阶段，却积有可观。他写的多是类似绝句的短诗，平仄虽有未协，但不必过分拘泥。中国旧体诗与新体诗有多种体制。绝句是流传最普遍、影响最广泛、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一则它与民歌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竹枝柳枝，山歌水调，呕哑嘲唽，迹近天籁；二则它基本采用口语，不掉书袋，不事文饰，少用典故，通俗入时，简洁明快；三则它有较强的音乐性，可唱可诵，易记易传，即兴而咏，即席而作，应用性极强，凡写景咏物，题画赠人，言志述怀，比兴美刺，说理谈禅，简直无可无不可。

    我曾专门研究过唐人绝句，认为绝句几近乎《易经》，虽说只有短短四句，然而河图洛书，太极阴阳，乾坤两仪，四象八卦，五行六爻，奇正相生相克，对立相辅相成，经纬天地，和合天人，总汇万类，变化无端，奥妙无穷。单从句法来说，四句合乎四声平上去入，又略同文章起承转合；就结构而论，它不是简单的平面，而是多面多层立体。粗略地分，第一、二句是一层面，第三句是一层面，第四句又是一层面。（也有第一、二句各为一层面，三、四句为一层面）其中第三句是关键，至为重要。如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王昌龄的“遥见陌头杨柳色”、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如果对这一点心领神会，也许诗国朝圣之路已找到门径。

    章寿很谦虚地问诗于我。我赠他三句话：第一，诗要有我。“我”是抒情诗的主体，有独立的人格风采，有独特的眼光识见，有独到的感受领悟。李白诗中能没有李白，苏轼诗中能没有苏轼吗？如果说抒情诗有焦点、亮点，“我”便是焦点、亮点。曾经有一个阶段，诗中不许出现“我”，只能以“我们”的面目出现。荒诞滑稽，莫过于此。第二，诗要有情。诗从它呱呱坠地之日始，便情在其中。鲁迅先生说：“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诗要感动读者，首先得感动自己，既感且动，非情而何？现在假的东西多，虚情假意也不少。写诗如恋爱，摒除一切杂念，方能产生真情实感，说到底是要恢复“我”的本体，“情”的本真。诚如艾青所言：“以热情点燃着生命；生命借热情表现。”“以生命感受了悲与喜、荣与辱，以至诚的话语报答生命。”第三，诗要有言。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反过来说，诗是语言的艺术，没有文采，没有艺术的语言，便没有诗。但文采还是离不开感情，如刘勰所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借用当代时髦的比喻，如果语言是锦衣华服，香车宝马，那么思想感情便是美女，相得益彰；即使洗尽铅华，荆钗布裙，只要妆饰得体，“天寒翠袖簿，日暮倚修竹”，也不失为人间绝色。

    艾青说：“人类的语言不绝灭，诗不绝灭。”

    祝贺《河坊人家·陈章寿诗选》出版。这是章寿诗国朝圣的初旅，在“我”、“情”、“言”三方面迈出的可喜一步。

    捡拾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与章寿共勉，是为序。

    　　　　　　　　　　　　　　　　2007年9月

    　　　　　　　　　　　（作者系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