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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报刊差错比较多,错字、错词、错成语、错典故、错史料、错常识屡见不鲜。这不仅降低了报刊质量,而且削减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之所以经常出错,固然与采、编、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有密切关系,懒得翻工具书也是一个原因。
据笔者观察,报纸工作经常会遇到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陌生的,不知晓的。这个时候,大都能问个清楚明白;一类是似曾相识但又吃不准、有疑问的。这个时候,问的人比较少,翻工具书的也不多,大多“凭感觉”。结果呢,蒙对的少,出错的多。
“版面无小事。”原本翻翻工具书就可能避免的差错,为什么不去做呢?有人回答:没有这个习惯。
习惯靠养成,要靠长期的养成。刚开始翻工具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克服惰性,要有点“意志力”,要“强迫”自己动手。久而久之,自觉了,也就习惯了。
笔者从事文字工作已经30多年了,先头是理论宣传,中间是成人教育,后来是新闻报道。编写、撰写的讲稿、文章一二百万字,读过的书籍、报刊、资料无以数计。几十年来,养成了有疑必查、细辨勤记的习惯。办公桌上的《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成语词典》、《辞海》工具书翻看得最多,尤其是40年前左寻右觅购得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早已书页发黄、磨损。书柜里的几十本社会、政治、政党、经济、文化、历史、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方面的字典、词典、事典、索引、历史年表、年鉴、百科全书,也时不时地把它们搬出来翻来翻去。近几年来,即便在家看书看报看电视,也离不开工具书了。至于查阅笔记之类的小本本,大概有十多二十本。
“磨刀不误砍柴功。”长年累月翻阅工具书,不仅扩展了知识面,减少了差错,还使我少出丑,少丢人现眼。正因为有这个爱好和习惯,所以无论是在宣传部门,还是在党校,抑或在报社,同事都认为我是一个爱较真的人,有些吃不准的问题,也能和我一块切磋,争辩,大多数能统达成共认。
与工具书打了几十年交道,笔者从心底里感谢这位好先生、真先生、老先生。翻工具书,向工具书请教,拜工具书为师,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文字工作“单兵作战”多,大家工作都很忙。一碰到问题就向别人请教,有两虑:一虑自己有没有“不耻下问”的勇气;二虑打搅同事会不会不高兴,特别是当对方也不能回答的时候,可能扫了人家的面子。翻工具书则没有这些顾虑了:什么时候翻都可以,翻多少遍都可以,翻哪一本都可以,直到你满意为止,而且权威,可信。
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新知识、新概念、新语言层出不穷。编校人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加强学习。多翻工具书,也是一种学习。一般情况下,工具书过些年就得修订一次,增添新词,弥补缺漏,纠正差错。改革开放20多年来,《辞海》已经先后修订出版了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则修订出版了4次。报纸工作中出现的疑问,大多数都能在它们当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当然,翻工具书要花费时间,要有耐心,有时要连着翻好几本,才有个结果。这里也有个技巧问题。翻多了,熟练了,时间也就花得少了。如果能做些阅读笔记,那比翻工具书更快一些。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小看了动手翻工具书这一类小事。就是这样重重复复的“举手之劳”,没完没了的“查来查去”――查字音、字义,查成语、概念,查典故、史料,查数字、常识……何尝不是在查你的人生态度呢?
行文至此,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多翻工具书,你得有工具书可翻。现在的工具书的价钱都比较贵,少辄几十元,多则几百几千元。我想,像报纸采、编、校这样的文字工作者,很少有从事研究工作的,加之经济都不大宽裕,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就差不多了。如果家里也能备上一两本工具书,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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