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学朋
母亲有个念想，念了大半辈子，愈老愈执，愈执愈炽，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个念想就是团圆。
它像一根缠绕了半个世纪的线，在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里越勒越紧。那年，母亲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母亲喜欢父亲一身军装英俊威武，父亲欣赏母亲山东女子特有的端庄大气。在老人们的操持下，他们很快结婚了。新婚不久父亲就匆匆返回了部队，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书信成了他们互诉思念的鸿雁。
父亲的书信犹如军人一般准时而规律，每到月底，听到街道上邮递员急促的铃铛声，母亲就知道父亲来信了。拿到信后，母亲并不急着拆，喂了猪、做了饭，等洗漱干净后才在灯下小心翼翼地拆开薄薄的信。父亲三五百字的书信，如同作战命令般刻板。母亲的回信同样简洁：家里人身体都好，儿子长得很壮实，今年多种了二茬地瓜。
写完了，仔细叠好，塞进信封，用糨糊封严实，再贴上邮票，压在枕头下面，等第二天早上邮递员的铃铛再次在小院外响起时，信就寄出了。
母亲文化不多，写信很吃力。她说，等父亲从部队转业，就不用写信了。却没想到，这信一写就是半辈子。
1970年，正准备从部队转业回山东老家过日子的父亲，接到了部队集体转业参加五七油田大会战的命令。是服从命令去一个连地名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是回老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父亲会开车，在那个年代司机是高端技能人才，全县城的司机掰着手指头就数过来。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石油，钻进了江汉平原一个叫潜江的地方，在路无一条、屋无一间的芦苇荡里扎了营，每天驾驶着“大嘎斯”跋山涉水运送井架钻杆和粮草，忙得把家抛在了脑后。
原本得到了准信儿满心欢喜的母亲傻了眼。彼时为了保密，江汉油田只有一个代号叫“五七厂”，联系方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邮箱代号。怎么搞石油比在部队还要神秘？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母亲哪里知道父亲的“踪迹”啊！就这样，母亲和父亲继续写着书信，因为父亲在湖北，出生不久的弟弟有了一个小名叫“湖北”。
在老家，母亲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侍候老人、操持家务、耕种粮田……日子能从土里刨出温饱，却刨不出心里那块空了的地方。
一月一封的书信成了母亲最大的慰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江汉油田大会战结束十年后，父亲作为第一代拓荒人选择留在油田。当时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家属可以随迁，父亲开着他心爱的解放卡车回到村里，把一家人接上，带着不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千里迢迢来到了位于潜江的江汉油田，在已经初具规模的油城安下了家。
一间30平方米的空间成为我们的新家，这面积跟老家宽敞的大天井比起来如同鸽子笼一样逼仄，可母亲格外知足——一家人总算团圆了。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了小菜、垒了鸡窝，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父亲仍然要起早摸黑上井，可晚上能在一张桌上吃顿热乎饭、一间屋里睡个安稳觉，还有比这更踏实的事吗？
然而这样的团圆日子仅仅过了3年，父亲就作为首批会战人员再次奔赴千里之外的山东，参加清河油田会战。
那时候的清河油田，与基地联系只靠几部电台，父亲与母亲又恢复了书信联系。经常是我在灯下写作业，母亲在一边写着信，等我写完作业睡下了，母亲依旧皱着眉头一行一行地写着。那时候的我特别调皮，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抱怨过，说的都是我听话懂事，生怕在外工作的父亲担心。
父亲依旧是一个月一封信，信是同事捎回来的，随信一起回来的还有每月的工资。
那时候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嫁给搞石油的，日子过得没个样”。母亲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也成了一名石油工人。等盼到父亲结束会战回到潜江后，我却去了清河油田，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了父亲信中曾经描述过的八面河村。走之前，母亲一边念叨 “又去钻油井，跟你爸一个样”，一边把棉的、单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大包，还偷偷在行李夹层塞了200块钱。那是她藏在手绢里很久的积蓄，纸币边角都被捏得发毛了。
就这样，“两地书”变成了我和母亲的通信。母亲依旧喜欢晚上写信，常常是父亲就着炸得酥脆的花生米，喝着小酒，母亲在饭桌的另一边给我写信，以至于拆开信封时，尽管跨越了1200公里的距离，却依旧能闻到淡淡的酒香。
母亲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得差不多了，会问父亲有没有什么要叮嘱的。父亲一边把花生米嚼得香气四溢，一边说：“让他早点找个对象，有合适的姑娘就带回家来。”母亲就嗔怪他：“想得美，谁愿意找你们这些搞石油不着家的？”
收到家信的我，也体会到了母亲当年读信的心情，尽管信里只是叮嘱我好好吃饭、听领导的话、多攒点钱这些家常话，我却反反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了就锁在箱子里，然后等着下一封信的到来。至于回信，常常是母亲写三五封信我才回一封，那时候的我总想离家远点，少听些唠叨。
我们一家人靠书信联络的状态，在弟弟参加工作后达到了顶峰。20世纪90年代末期，江汉油田与长庆油田合作开发坪北，那地方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到处是深沟浅壑，路弯得像羊肠。父亲是车队的老骨干，带着行李和印着“为油而战”的搪瓷缸子就去了。于是，一家四口，父亲在陕北的山梁上，母亲守着湖北的老房子，我在山东清河的井场，弟弟去了重庆。在地图上一看，我们四个人的位置就像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四边形，想要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要谋划许久。母亲早就认命了，明白了石油人“头戴铝盔走天涯”绝不仅仅是歌词，一点都不浪漫，反倒辛苦得很。
家里虽然装上了电话，可母亲还是爱写信。那薄薄的信纸捏在手里，一笔一画显得有些笨拙，一看就是她趴在饭桌角，借着台灯亮儿慢慢描出来的。我在清河一待就是8年，轮换回江汉时，盆盆罐罐丢给了同事，除了被褥和行李，就是8年积攒的一摞厚厚的书信。最早的那几封已经泛了黄，我却不舍得丢掉。
此时，父亲结束了坪北会战，弟弟也回了潜江。“这么些年，总算不用写信了”，回家的第一顿团圆饭上，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段时间，能在家一起吃饭成了全家人最开心的事，母亲做每顿饭时都异常用心，即便是最普通的鸡蛋面，都带着心满意足的欢喜劲儿。
团圆的日子却依旧短暂，不久，弟弟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此后一直在外地工作、成家立业，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弟弟偶尔回来住几天，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拉着弟弟聊到半夜，可弟弟才把被窝睡热又匆匆踏上了离家的路。
年岁日长，母亲早已不再写信，她学会了用手机语音视频，想谁了就戳谁的微信，能看见人、听见音儿，不爽了就劈头盖脸骂一顿，比写信可方便多了。可她的箱子里，依旧妥帖保藏着一封封泛着岁月黄的书信。那盖着红色三角军戳的是父亲在部队写的信，那沾着油点子的是参加五七会战寄回的家书，那字体潦草得要飞起来的是我带着三分应付从清河写回的信，工工整整的则是弟弟的来信，此外还有和老家的舅舅、姨妈的来往信件，最早的那批信件，字迹都变得有些模糊。
母亲很少去翻看这些书信，她说，过日子，过的就是当下，她把那几块小菜地种好，父亲每天能喝二两小酒，我能把油井看好，弟弟时常报个平安，就好。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责任编辑：刘小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