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亚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导读：能源化工行业的改革必须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满足未来30年能源化工行业对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业态的需求。

我国能源供需矛盾一直处于相对紧张状态，且对外依存度较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能源安全指明了方向。

能源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是应对我国能源安全现状的必然要求

保证能源安全不仅需要考虑能源的可获得性，而且还要考虑能源价格的经济性和供给的持续稳定性。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能源消费强度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进口量则稳居世界第一位。在天然气领域，2023年对外依存度已高达42.2%，其中在液化天然气进口方面再次超过日本成为最大进口国。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各类能源的需求还会持续增长。

我国能源供给易受地缘政治影响。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目前我国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在油气安全问题上，也就是国内油气资源能不能有效地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能源的资源禀赋差异，我国能源安全必须放到全球舞台的视野进行审视和维护。一方面，能源供给和价格深受国际能源市场变动影响。以石油为例，目前在我国进口石油中一半多来自中东，约1/4来自非洲，约15%来自亚太地区，其余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来源虽然多元化，但仍集中在北非、中东和亚太地区等少数地缘政治不稳定区域。此外，进口通道集中度高，有70%～80%的进口石油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油气出口不断收紧制裁枷锁，不但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量和价格，而且给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资源的国家带来金融制裁风险。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模式仍不尽合理。长期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过大，环保压力较大。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加大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煤电，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提升到32.5%，创世界纪录。2023年，中国生产了全球85%的太阳能电池，太阳能发电量占全球太阳能发电量的64%。同年，中国风力发电的全球比例也高达50%，风电产业的叶片产能占全球市场的64%，齿轮箱产能占80%，发电机产能占73%，固定式基础产能占76%。在水电方面，我国发电量占全球30.8%，超过美国、巴西、加拿大和印度的总和。此外，中国核电仅次于美国、法国，居世界第三。美国能源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度报告《统计评论》指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增幅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意味着中国能源的碳强度正下降，但统计也显示中国2023年消耗的污染性燃料首次超过欧洲和北美的总和。由于水力、风能及太阳能受到气候的影响而发生波动，中国实际使用的电力总量仍然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占63.67%，来自清洁新能源的只占36.33%。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比例有待继续提升。

在巨大的能源需求和碳减排压力下，我国必须进行能源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以更好地释放体制机制红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能源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

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对能源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战略部署，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的具体要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能源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明确强调我国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途径：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经过多年努力，尽管我国在能源安全领域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改革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能源市场体制机制的改革要求，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来实现国家能源安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首先体现在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之手。《决定》提出“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等。另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需要有效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针对“双碳”目标，《决定》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并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只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才能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只有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真正做到“放得活”又“管得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深化能源化工行业的国资国企改革，积极履行战略使命

能源化工行业覆盖生产、生活诸多领域，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这意味着，能源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必须积极推进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完成战略使命。

第一，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必须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鲜明特点。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的低碳、零碳、负碳新技术、新装备、新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孕育着巨大的投资机遇。能源化工行业的改革必须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满足未来30年能源化工行业对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业态的需求。

第二，要建立新型能源消费观念，降低企业和社会运营成本。我国资源相对短缺、能源利用率较低，因此要大力开展节能降耗增效工作。作为企业，要淘汰高耗低效的落后生产能力，继续推进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高碳向低碳转变。在节能增效方面，能源化工企业责无旁贷，必须围绕提升产品质量、保护资源环境、节能减排等领域，持续对传统产业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尽快走上低消耗、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之路。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全民节能活动，助力推动建立节约型经济体系，逐步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三，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推动企业能源储备工作。作为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能源化工行业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国务院办公厅在2014年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储备建设，建立企业义务储备，鼓励发展商业储备”。2016年5月3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石油储备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要求企业有义务存储的原油或成品油库存量。能源化工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将加大战略资源储备作为履行国家战略使命来推进。

第四，改革现有能源贸易制度，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国际贸易的限制，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越来越不适应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放松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贸易限制，构建多层级、多领域、广泛的能源贸易体系，能够有效地促进能源安全，真正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污染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