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脉凌

又是一天一夜。“给我泡一碗桃酥吧。”病床前，父亲轻声唤我。

这两年，桃酥成了父亲最爱吃的零嘴，一块桃酥放入老白瓷碗里，用热水浸泡打成糊糊，称作桃酥泡饭。吃罢，他来了精神，又兴致勃勃地讲起往事。

“这个桃酥，东北叫炉果。”父亲说，“你姑父最爱吃了。”

“为啥爱吃桃酥，以前没听你说起呢。”我向前探了探身，挨得父亲很近。

东北石油会战，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吃成了大问题。会战员工每人定量，一顿一个二两玉米面窝窝头，干大体力活儿，哪能顶得住啊！冬天，人们想方设法填肚子。到附近村子地里找吃的，捡些人家不要的冻土豆、黄豆回来，炖上一大锅充饥。用衣物换回一个倭瓜，节省着能吃一个月。

“那时你奶奶去大庆，住在你姑家。家里备了些桃酥放在柜子里，发现你奶奶经常拿出来不吃，把桃酥藏起来。最后，听你姑父说才知道，这些桃酥都藏在他的工衣兜里，喝稀粥泡上一块桃酥比较扛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山珍海味啥都能吃上，但你姑父偏偏喜欢吃桃酥。”

这些关于桃酥的往事，总让父亲想起奶奶。说起奶奶，我很喜欢她来家里。她陪我们一起说笑，有时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两三颗糖或一块饼干分吃，给我们解馋。奶奶坐在床上，一圈圈打开缠绕的裹脚布，让我们看裹得变形的小脚。当我们看得泪眼汪汪时，她又会笑嘻嘻地用手在脚上抹一把，在我们的鼻尖一晃说：“臭不臭？”“太臭了！”我们笑着躲闪开。记得上小学时，我在外面调皮闯了祸，准备承受皮肉之苦时，奶奶拦在屋中央大声喊道：“我在，看谁敢打孩子！”奶奶的个头不及父亲的肩头高，板着脸与父亲对峙，我为此捏了一把汗。只见父亲把高高举起的手放下，憋着气扭头摔门出去。接下来，奶奶会用商量的口吻，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讲道理。

每年，奶奶从老家来我家住上个把月，不愿待了，就去大庆找姑姑。火车载着她东奔西走，也不让人陪，说是只身一个小脚老太太，路上好多人学雷锋，让座、给吃的、搀扶过马路。有时还能少花钱或免票。

“小时候，老家发大水，你奶奶领着我们逃荒，去山西要饭，有一口吃的，大的让小的，总会多分一点给我。”父亲转过脸朝向我说道。夜已深，月亮的脸庞犹如被父亲的剃刀刮过一样，泛着清冷的光。

1958年父亲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黑龙江哈尔滨市西南的双城集结。1960年10月，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有80多人到萨尔图参加石油会战，其中就有我父亲，被分配到机修厂钻修车间。

“我跟着铁人王进喜的钻井队干了两年多呢。”每次说起这事，父亲都很自豪。

为了保障钻井施工，会战指挥部成立了8人组的外修队，机修厂派出两人参加，一位是3级工的彭叔，另一位是我父亲。彭叔已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父亲是军工，还未入级。

一天，外修队接到上井维修的紧急任务。二大队的一个钻井队在钻进过程中钻机坏了，如果24小时内修不好，就有卡钻的可能。大清早，彭叔和我父亲正在检查钻机故障，王进喜来了。看到两个生面孔，他不放心地询问：“你是几级工？”“我是军工。”“你呢？”“我是3级工。”“一个军工，一个3级工能修钻机？”“试试呗。”彭叔说道。“试试，抢修钻机能试吗？”王进喜认真地说，“中午12点之前必须修好。”两人不再说话，只顾低头干活儿。王进喜没再说别的，去了其他井队。

外修队查明原因，分头行动，有的到机修厂调运钻盘，有的搞变速箱，经过大家努力，不到11点钟，“轰隆隆”的钻机声响彻旷野。王进喜回来看到钻机这么快就转起来了，对外修队刮目相看。吩咐井队搞伙食的说：“安排外修队的人吃顿稠玉米面。”

那个年代，虽然都吃玉米面，但一般人吃不上稠些的。能吃上一顿稠玉米面，算是很好的待遇了。

灯光下，我拿起一块桃酥端详：焦黄、开裂的外表，像是浓缩的、久旱龟裂等待甘霖的黄土地，附着在上面的是斑斑点点的黑芝麻。在姑父眼里，桃酥的味道，是亲情的味道。父亲爱吃桃酥，更多的是一种对往昔的怀念。

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两次住院治疗，身体十分虚弱。病床前，他反复和我聊着过去的一些人和事，那些珍贵的记忆，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端起父亲吃完的老白瓷碗，碗底还残留了几粒黑芝麻。隔壁床的病人翻了个身，鼾声渐起，窗外，月亮仍清冷地照着。

记得多年以前，父亲到大庆探亲访友，特意去了趟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一扇玻璃窗里摆放着两个白搪瓷缸子，引他驻足观望，上面印着一行字：最可爱的人。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