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莎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和中国经济转型深入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生产增速下滑、传统产业竞争力衰减等现实困境。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力军，亟需在发展探索中破解增长动能转换、价值链地位攀升、全球竞争规则重构三大命题

当前，国有企业正着力向价值创造转型，通过布局关键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型绝非简单的业务拓展，而是需要以系统思维推动科技创新范式、产业组织形态、价值创造逻辑的深层次变革

当前，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和中国经济转型深入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生产增速下滑、传统产业竞争力衰减等现实困境。国务院国资委提出推动中央企业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强调通过布局新赛道、新技术、新模式，转换增长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力军，亟需在发展探索中破解增长动能转换、价值链地位攀升、全球竞争规则重构三大命题。如何将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企业创新动能，通过结构性变革突破转型困局，已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十年发展高度的关键抉择。

国有企业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

当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催生价值分配体系变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引发产业形态质变，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

全球生产率增速已连续15年低于1%，传统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出现断崖式下跌，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突破增长瓶颈的核心。全球经济面临债务高企、地缘政治冲突、产业链重构等挑战，叠加绿色转型与技术革命的双重压力，提升TFP需依赖科技创新、制度优化和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提升。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传统产业占比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深等问题突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部分行业仍依赖低成本竞争模式。我国经济亟需通过科技创新、制度优化、资源再配置效率提升来突破增长瓶颈、激活内生动力，开启经济增长的“第二曲线”。

国有企业变革增长模式的实践

当前，国有企业正着力向价值创造转型，通过布局关键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型绝非简单的业务拓展，而是需要以系统思维推动科技创新范式、产业组织形态、价值创造逻辑的深层次变革——从被动承接国家战略转向主动构建产业生态，从规模导向的资源整合升级为创新驱动的价值再造，从单一产品输出跃迁至全球标准引领。

布局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国有企业积极探索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协同发展之路。中国石化大力发展氢能一体化业务，锚定打造“中国第一氢能公司”，引领氢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已建成燃料电池用供氢中心11座、加氢站144座，初步建成7条“氢走廊”，基本覆盖“3+2”氢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成为全球运营加氢站最多的企业。大庆油田在维持原油年产量3000万吨的同时，其页岩油产量三年增长15倍，并建成全球首个全产业链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00万千瓦，推动利润率提升2.3个百分点。华能集团在江苏常州建设的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年发电量达9.24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2万吨，填补了我国大规模储能商业化应用的空白。此类项目不仅保障能源安全，更成为绿色增长的新支点。

通过数字化重构产业链效率。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数字化技术重构产业链效率。2024年打造智能工厂120个，传统产业焕发新的增长动能。国家电网打造的能源工业云网接入设备超600万台，使供应链协同效率提升40%；中国中车的轨道交通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设备故障预测准确率95%。数字化转型已从效率工具升级为产业链价值重构的核心逻辑。

强化国家命脉领域布局。在关乎国家安全和民生保障的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强化国有资本布局，确保国家战略安全。例如，中国船舶吸收合并中国重工后，船舶制造全球市场份额跃升至21%；鞍钢集团控股凌钢集团，整合东北地区钢铁产能，提升资源保障能力。2024年，国资央企在战略安全领域的投资占比达35%，较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凸显“国家队”的责任担当。

布局新质生产力方向。2024年中央企业全年完成战新产业投资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占总投资的比重首次突破40%，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项行动全面实施，发布了“九天”“星辰”等通用大模型和一批行业大模型，加大在智能语音、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研发投入，并推动其在智能客服、智能安防、智慧医疗等场景的应用，为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在健康、建筑、冶金等12个重点行业、400余个场景落地应用。国有企业积极探索空天科技、深海开发、氢能等长期赛道，通过“科创孵化平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培育新动能。为加速技术转化，诚通科创基金等“国字号”资本聚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

“第二曲线”成为驱动国有企业价值创造的结构性力量

在当今经济格局下，国有企业面临传统业务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挑战，开启“第二曲线”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变。国有企业传统业务大多处于成熟期，增长动力不足。开启“第二曲线”能够为企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避免因传统业务衰退而影响整体发展。国务院国资委强调通过“创新联合体”攻克“卡脖子”技术，例如整合科研院所资源，在芯片、高端装备等领域取得突破。中试验证与场景开放也是重要环节，国有企业主动开放应用场景，如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加速新技术商业化落地，促进科技成果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机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能够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助力经济结构调整。随着超过4.8万亿元的投资涌入绿色能源领域，风能与太阳能的快速扩张，展现出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推动能源转型的积极信号。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工作等行业快速崛起，广泛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的转型与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新的社会图景。

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化跃升。产业链外延是国有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手段。通过并购重组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布局提升。从单纯产品制造转向“产品+服务”模式，如装备制造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增强客户黏性，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模式不仅满足了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还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盈利点，推动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实现高端化跃升。

“大出海”中的全球化布局。通过多元化布局和新业务的开拓，国有企业能够在不同经济周期和市场环境下分散风险，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国际化。在高铁、核电等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和标准输出，提升全球价值链话语权，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作出贡献。

在这场结构性变革中，国有企业的“第二曲线”已超越单纯业务拓展的范畴，演变为创新要素重组、产业生态重构、价值范式重建的系统工程。通过构建“科技创新策源、产业生态主导、全球标准引领”三位一体的新型能力体系，国有企业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这种转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突破，更需要组织机制、人才结构、管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其成功实践将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