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雯

晨光初绽，抽油机的影子在井场漫漶开来，像谁将半卷宣纸铺在大地，墨痕随日头渐高缓缓晕染。这时，我总想起父亲的双排皮卡，车斗里工具箱上剥落的红漆，似凝固的霞光；想起母亲那件洗得发灰的白大褂，像极了漫过岁月的云絮。两根无形的经纬，织就了我生命里最绵密的网，网住了东濮凹陷的风沙，更网住了父母那股刻进骨血的韧劲儿。

父亲手中的方向盘转了43年，比我走过的岁月还要长。1985年，他从原中原油田井下作业公司调到原采油二厂时，那辆“红星130”的方向盘早已被磨得发亮，像块被手掌焐热的和田玉。

“那时候井场哪有路啊！”父亲总爱摩挲着褪色的准驾证，指腹抚过塑封上模糊的钢印，喃喃道，“卡车开在土路上，跟在戈壁滩里瞎闯没啥两样。赶上连阴雨，车在泥里哼，人在车外挣，把人难为得没办法……”

可只要单位领导一声“小赵，重点井有情况”，他眼里便立刻燃起星火，连夜往井场冲的劲头像极了岑参笔下“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的边塞将士。

我见过父亲当年的照片，米黄色卡车停在井架下，他倚着车门笑，工装洗到泛白，与黝黑的肤色撞出鲜明的光，裤脚还沾着东濮凹陷的泥土——那泥土里混着原油的气味，30多年后仿佛还能从相纸里渗出来，连同他身上那股“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啃”的执拗，一起钻进了我的记忆。

母亲则跟电话打了半辈子交道。我刚满周岁时，她便在原中原油田采油二厂通信队当接线员，50部电话像列队的士兵整齐划一。总机信号灯一闪，她的声音便如春风拂过：“你好，请问接哪里？”

1989年的冬天特别冷，她说那时“手指冻得像根冻萝卜，捏着接线头直打哆嗦”。老相册里有张她穿白大褂的照片，卷曲的头发被风揉过，有些乱，清瘦的面庞藏在厚厚的围巾里，唯有一双眼睛亮得像落了雪的星星，专注得发光。

“你听！”她指着照片的边角，“在这张照片里我还能听到电流声呢。”我凑近了，仿佛真听见滋滋的电流裹着她的声音穿越时空。

总机撤了之后，母亲转做外线员，背着工具包顺着梯子爬楼房，一干便是20年。

“刚开始时，爬到二层腿就软。”她轻描淡写地说，“有回给5楼用户装电话，在窗户外打完眼，进了屋一屁股坐在地上，腿软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原来，女工的豪迈，未必是奋战在井场，也可以是纤弱的肩膀扛着工具包，在寒风里攀爬的倔强。“认准了就得咬牙坚持……”她常常对我这样说。

我是在电话铃声与卡车引擎声里长大的。幼儿园放学后，我总先跑到电话站，看母亲戴着耳机转接电话，指示灯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像揉碎了的星星。有时父亲的卡车恰好路过，他会在楼下按三声喇叭，短促的鸣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母亲便从窗口探出头挥手，电线在她身后晃悠，像系着根风筝线。原来，所谓牵挂，就是有人在这头按响喇叭，有人在那头应声挥手，不必说什么，便懂了所有。

“你爸总说，路是车轮辗出来的，线是用手连起来的。你们，要把这路走得更远、线接得更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传承，不过是前人栽树时埋下的种子，在后人心里发了芽——父亲的担当、母亲的坚韧，早已顺着这“路”与“线”，长成了我骨子里的东西。

去年，我带儿子去看父亲当年的车库，旧址已改成数字化调度中心。大屏上跳动的数据流，将中原油田濮城采油厂的脉络铺展得像幅立体的掌纹，抽油机、计量站、输油管线标志灯在屏幕上呼吸般闪烁。

“姥爷就是从这里开车出发的吗？”儿子指着屏幕上的井场问。

父亲笑着指向某处的光点：“你看那些抽油机，都是姥爷送过配件的老朋友。”

阳光穿过玻璃窗落在父亲鬓角的白霜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像岁月的银线，缝补了新旧时空的裂痕。而我知道，那些藏在父亲方向盘和母亲电话线里的精神，正顺着这银线，悄悄传给下一代。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