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良学

※这个周期既不是对以往波动的简单重复，也不由单向的过剩或短缺主导，而是一个与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相关、矛盾与博弈长期存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复杂过程

※全球石油供应和需求增长动能发生本质性变化。一方面，以美国、加拿大、圭亚那为代表的美洲国家成为石油供应增长的主要来源，供应中心西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驱动石油需求增长的核心因素逐渐变得更加分散和多元化，石油市场开始进入一个由众多“小”增量共同托举“大”增长的新阶段

※以贸易为载体的区域间结构调整是本轮石油市场新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石油市场开始表现出原油就地或近距离消纳、成品油跨地区流通的特征，成品油及其他石油产品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石油贸易保持稳定乃至增长的主要来源

※如何在安全、经济与低碳的多重目标下实现动态平衡，是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共同面对的挑战。就油气公司而言，需要做好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产能建设的平衡，在传统高回报油气项目与长期可持续低碳项目间合理分配资源；就国家层面而言，需要在安全的基础上平衡经济性和减碳目标，利用政策工具推动“能源不可能三角”逐渐收敛，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近几年，全球石油市场经历了从“断崖式暴跌”到“结构性短缺”的剧烈震荡，叠加经济动能调整、能源转型、地缘局势等影响，传统的供需逻辑和贸易格局被打破，开启了一个以动态平衡为核心特征的新周期。这个周期既不是对以往波动的简单重复，也不由单向的过剩或短缺主导，而是一个与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相关、矛盾与博弈长期存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复杂过程。

由策略转向和动能转换驱动的新周期

“欧佩克+”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策略转向信号。“欧佩克+”自2020年起实施了一系列减产计划，以平衡石油供需、使油价保持在中高位，最高减产规模近1000万桶/日，约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10%。然而，随着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及能源转型加速，“欧佩克+”减产保价的效果总体呈逐渐减弱趋势，而且长期减产还影响了其市场份额。2024年，“欧佩克+”原油和凝析油总产量为4500万桶/日，约占全球供应量的54%，比联合减产前低7个百分点。自2024年9月，“欧佩克+”首次表现出从保价格转向保份额的意愿，并在半年后付诸行动。2025年4月开始，连续6个月提速，退出220万桶/日的自愿额外减产计划，比最初计划的2026年9月提前1年。虽然“欧佩克+”选择在石油需求季节性旺季增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供应增长对市场的冲击及对油价的影响，但此举已向市场传递了“欧佩克+”将改变策略的明确信号，后续其大概率将在避免油价过度走低的前提下保持更高的供给规模，以便与非“欧佩克+”争抢市场份额，推动石油市场进入供应总体宽松、油价中低位运行的新阶段。

全球石油供应和需求增长动能发生本质性变化。一方面，以美国、加拿大、圭亚那为代表的美洲国家成为石油供应增长的主要来源，供应中心西移的趋势更加明显。2020〜2024年，全球原油产量增加了573万桶/日，其中美国、加拿大和圭亚那的产量分别增长了187万桶/日、67万桶/日和65万桶/日，贡献了全球原油供应增量的一半以上，而整个中东地区的增量只跟美国大体相当，远低于“欧佩克+”联合减产前对全球供应增长60%以上的贡献程度。另一方面，驱动石油需求增长的核心因素逐渐变得更加分散和多元化。2014~2019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一半左右来自中国，石油市场对中国需求变化的敏感度较高，不过2020年之后出现了新变化，中国能源转型明显加速，遥遥领先其他经济体，石油需求虽然仍保持增长，但增幅下滑较大，近3年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5%左右。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其他单个经济体能迅速“接棒”中国成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主引擎”，石油市场开始进入一个由众多“小”增量共同托举“大”增长的新阶段。

以结构调整和角色转化为表征的新周期

以贸易为载体的区域间结构调整是本轮石油市场新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2024年，全球石油贸易量创下34.2亿吨的历史新高，但原油贸易量比2023年减少了约500万吨，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次下降，在石油贸易总量中的占比较10年前下降了3.5个百分点，而成品油贸易量增加了近1700万吨，对全球石油贸易的贡献创下约37%的历史纪录。考虑到近年来主要石油消费区中，美洲炼油产能几乎停止扩张，欧洲炼油产能已经连续多年萎缩、最近几年甚至出现加速趋势，亚洲炼油产能和成品油产量均已超过自身需求，中东、非洲等传统原油出口区的炼油产能则持续扩张，石油市场开始表现出原油就地或近距离消纳、成品油跨地区流通的特征，成品油及其他石油产品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石油贸易保持稳定乃至增长的主要来源。

就原油而言，美国、沙特、俄罗斯将依然是跨区域供应的核心，但角色定位会有显著变化。美国正从“平衡东西方市场”转变为“通吃全球”，最开始恢复出口的几年里，美国原油通常被视为接替西非原油，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平衡供需进而实现套利的资源，但近年来美国原油出口量更多、出口市场结构更加均衡，在一些市场已经不可替代。考虑到特朗普大力支持美国本土化石能源生产，并通过贸易谈判迫使更多国家成为美国油气潜在买家，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原油出口的辐射面还将在全球持续扩大。沙特和俄罗斯则正逐渐成为亚洲市场“竞争者”。近年来，沙特在美洲市场、俄罗斯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大幅下降，亚洲成为其保持出口稳定的主要目标。目前，沙特对亚洲的原油出口量比联合减产前低约300万吨，俄罗斯对亚洲的出口量则接近翻番，达到1.9亿吨。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欧佩克+”还有约300万桶/日的减产等待回归市场，且主要来自沙特和俄罗斯，大概率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对亚洲市场的争夺。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体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承诺采购更多美国油气等能源产品，以此换取特朗普在“对等关税”上的“让步”，其中欧盟的承诺规模最大，到2028年的总金额高达7500亿美元。这对于美欧双方来说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但考虑到特朗普目前仍在强调将要求欧盟履行其承诺，后续不排除欧盟迫于压力大幅增加美国油气采购，并可能出现欧盟为平衡自身战略安全将部分美国油气转卖给第三国的情况，届时将拉长油气贸易链条，增加不必要的海运环节，对全球油气贸易和航运市场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矛盾与博弈贯穿整个新周期

当前，由技术发展推动的美国页岩油革命进入平台期，叠加石油供需整体呈现相对宽松格局，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市场基本面确定性会有所增多，与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相关的矛盾和博弈将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且亚洲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定力。

在接连出现能源危机、大停电及负电价后，欧洲意识到在能源转型方面的短板，开始从激进追求去碳转向务实平衡策略。从近期提出的一系列能源政策来看，欧盟在保持2045年气候目标不变的同时，为天然气、核能等低碳提供了更多政策支持，同时允许石油和煤炭在更长时间内保障能源体系运行。其中，德国把淘汰煤炭的时间从2030年推迟到2038年，并明确表示不再追求100%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壳牌、bp等欧洲石油巨头也再次把业务重心向油气领域倾斜，重新审视并大力优化低碳和清洁能源业务，其中，壳牌已经连续2年削减低碳和碳捕集与封存相关岗位，bp几乎剥离了全部海上风电业务并暂停了低碳氢能项目，挪威国油和道达尔能源都大幅削减了2030年前的清洁能源业务投资规模。欧洲市场在较长时间内进入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比拼耐力的阶段。

特朗普则为美国能源转型按下“暂停键”，其力推的“大而美法案”大幅弱化甚至取消了对光伏、风电、储能、电动汽车及清洁氢能等领域的补贴，削减了对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政策支持，同时通过简化审批流程、降低特许权使用费率等措施促进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发展。目前来看，特朗普“喜旧厌新”的政策取向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油气产量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并通过油气出口向全球市场外溢，成为在一段时间内打压油气价格的因素之一。此外，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退缩”也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坏榜样，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表示计划重新评估减排目标，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能源转型的窗口被延长。

客观看待新周期的波动与阵痛

石油市场的再平衡新周期本质上是新型全球经济模式与传统油气供需逻辑碰撞、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竞合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个新周期的终点尚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油气作为全球能源系统的“压舱石”角色短期内不会消失，而如何在安全、经济与低碳的多重目标下实现动态平衡，是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共同面对的挑战。就油气公司而言，需要做好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产能建设的平衡，在传统高回报油气项目与长期可持续低碳项目间合理分配资源。就国家层面而言，需要在安全的基础上平衡经济性和减碳目标，利用政策工具推动“能源不可能三角”逐渐收敛，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作者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国际合作部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