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黎波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提要：

地缘政治摩擦与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相互叠加，企业从效率与控制被迫转向敏捷与协同，传统的“低成本+规模化”线性供应链模式已不再适用。

AI 阅评：

本文梳理了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政策演进，分析了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及内部体制机制障碍带来的多重挑战，并从六个关键维度对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趋势进行了研判分析，对企业精准把握政策机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持续优化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也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正从传统的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迈向制度型开放新阶段。坚持和深化“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并举，推动对外开放向全链条、全要素、全制度协同的系统化方向迈进，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水平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对于构建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政策演进

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区别于封闭经济的现代化形态，其本质是破除要素跨境流动障碍，实现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全球优化配置，充分整合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与资源。该模式不同于单一依靠出口拉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而是秉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深化市场开放的同时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经贸规制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

我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主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在“引进来”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和国产化，在国产化基础上成功实现产品迭代和产业升级，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与国际市场接轨。随着对外开放事业发展，规则对接成为对外开放演进的核心主线，我国制度型开放逐步落地，整体历经规则适应、规则探索、制度型开放三个递进阶段。

第一阶段为规则适应期。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这一阶段，我国以全面适配、主动接轨国际经贸规则为核心任务，严格对标WTO框架下贸易往来、投资合作和市场准入等各类国际准则，修订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体系。依托规则适配与市场双向开放，我国外贸规模、双向投资体量实现跨越式增长，顺利完成与全球主流经贸体系的深度接轨。

第二阶段为规则探索期。2013年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行，标志着我国开启区域性、主动性的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试点探索。依托各大自贸试验区平台，我国在贸易便利化改革、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开展系统性制度创新试点，实现从“被动适应国际规则”向“主动探索、创新国际规则”的阶段性转型。

第三阶段为制度型开放期。2021年，我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持续推进市场准入放宽、市场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发展等重点工作。至此，我国对外开放已突破商品、要素跨国流动的传统层面，迈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全方位、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阶段，同时完成从被动融入全球化到主动参与、引领全球化的重要转变，稳步构建起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部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交织叠加，带来多重挑战。

从国际层面看，全球经贸环境深刻变化的挑战日趋严峻。

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间，受益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全球经济实现稳定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7%。国际贸易依托各国资源优势，形成“全球制造、全球消费”的分工格局，极大降低成本，带来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期。2008年，全球贸易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攀升至30.1%的历史高点。然而，自当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尽管各国政府积极出台救市措施，但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据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2.6%，低于2024年的2.9%，面临着陷入长期低迷的风险。

二是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持续抬头。一些西方国家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策略，通过加征关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技术封锁、限制关键零部件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等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遏制我国科技、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发展，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外包”加速，个别国家推动所谓的“去中国化”，传统分工模式受冲击，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

三是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步入深度重塑阶段，焦点已从传统的“边界上”关税措施转向“边界内”制度较量。当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正借助高水平的区域自贸协定，竞相争夺全球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以西方为核心主导的“俱乐部式”规则体系（如CPTPP、DEPA）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展开标准制定权的激烈角逐，各方分歧明显，规则制定权之争日益激烈。

四是地缘政治摩擦与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相互叠加，企业从效率与控制被迫转向敏捷与协同，传统的“低成本+规模化”线性供应链模式已不再适用。美以伊冲突引起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是典型案例，冲突期间多家国际航运巨头宣布暂停相关航线，大量船舶被迫绕行，运输时间显著延长，运费及战争风险附加费大幅上涨。专家预测，即使最终谈判达成结果，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也很难回到战前状态。以义乌小商品对中东出口为例，许多商户遭遇客户失联、订单明显下滑，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问题，企业被迫从传统的“效率优先、零库存”模式转向弹性响应和多元通道布局，中欧班列等陆路通道的运量出现较快增长，过去依赖低成本、规模化的线性供应链模式难以为继。

从国内层面看，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制约着开放型经济的纵深发展。

一是转型压力加大。国内经济进入调整转型期，发展重心从追求规模速度转向注重质量效益。随着科技革命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倒逼行业形态和竞争体系发生变革。受内外需求疲软影响，出口行业需兼顾稳规模、提品质两大目标，发展压力攀升。房地产、传统制造等重点行业转型仍在持续，产能优化、技术升级带来的压力传导至全产业链，进一步影响外贸表现。目前，国内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凸显，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仍面临较大压力。

二是制度供给滞后于开放需求。目前，我国对外开放仍存在“重要素开放、轻制度开放”的结构性问题，部分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存在差距。在市场准入领域，制造业开放程度相对较高，但一些现代服务业领域仍存在准入壁垒和业务许可约束，全方位开放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在营商环境制度建设方面，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仍存在短板。

三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但隐性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等深层次障碍仍然存在，制约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难以形成“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四是开放结构存在失衡问题，发展质量效益有待提升。从产业开放结构来看，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开放滞后，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存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难以有效支撑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从贸易结构来看，出口产品仍以中低端加工制造产品为主，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偏低，对外贸易仍未完全摆脱“大进大出、低质低效”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从区域开放结构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产业优势形成高水平开放格局，但中西部、沿边地区开放能级不足，区域开放差距持续存在。从开放主体来看，对外开放主要依赖大型国企和头部外资企业，市场主体多元化开放活力未能充分释放。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趋势研判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范围将稳步拓宽，对一些国家的单边开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更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合理缩减，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其次，公平竞争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产业扶持和市场监管等规则更加规范，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得到更好保障，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支持力度加大。再次，开放平台制度创新赋能进一步强化，推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聚焦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领域开展试点，形成可落地、可普及的制度型开放范式。

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共建工作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一方面，聚焦绿色能源与前沿科技合作，重点布局光伏、风电项目，深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领域协同创新；合作模式加快转变，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有效撬动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及社会商业资本参与合作。另一方面，重大基础设施与民生小微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兼顾长远布局与短期实效。项目全流程管理严格落实，围绕规划、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各环节开展成本效益与风险评估，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

三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更加精准，打通内外制度壁垒。一方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提升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主流经贸规则的衔接性、适配性。另一方面，主动参与新兴领域全球规则制定，深度融入碳中和、数字贸易和跨境金融等领域规则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标准与中国方案，不断增强国际规则话语权。更加注重结合产业实际分类推进规则落地，成熟领域全面接轨、新兴领域试点探索、敏感领域审慎适配，做到对接可控有度。

四是国内外市场联通更加畅通，构建双向循环格局。首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深化，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夯实内外联通的国内基础。其次，贸易发展格局优化，推动货物贸易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跨境电商和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大力发展，进出口实现双向平衡提质。再次，跨境联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区域开放布局优化，东部沿海高端开放高地进一步做强，中西部、沿边地区开放潜力充分激活，形成东中西联动、陆海内外协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五是高端要素跨境流动更加畅通，激活开放内生动力。人才跨境流动机制进一步优化，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稳妥推进，资本与技术要素流动效率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机制进一步优化，本土企业海外投融资、跨国并购和技术合作支持力度加大，同时积极引进全球优质资本、核心技术和创新资源。

六是安全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守住开放安全底线。在推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和监管体系建设，保障各类市场规范有序、平稳健康发展。更加主动对标国际先进监管理念与规则标准，持续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管控能力。针对金融、电信、数据流动等敏感领域，风险识别、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实现对外开放水平与监管能力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