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财政学和金融学室主任

提要：

对我国企业而言，深刻把握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代机遇，深入实施开放合作战略，通过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并辅以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不仅能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

AI 阅评：

本文阐述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及实践路径，对企业把握时代机遇、深入实施开放合作战略、主动融入全球发展，从而赢得未来竞争优势，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转型正在深刻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从国内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和新发展格局构建，都亟需更高水平开放提供支撑。新时代以来，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从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到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十五五”时期，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相匹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已成为重大命题。深刻理解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代机遇，对企业把握时代脉搏、深入实施开放合作战略，从而赢得未来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意义

以开放促进现代化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质上是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优化开放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关键制度安排。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夯实自主创新根基，又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集聚技术、人才、资本等高端创新要素。制度型开放能够更加高效地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我国吸收外资7476.9亿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2.3%。

这充分证明高水平开放是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以开放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开放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动力。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存在供给质量不够高、流通体系效能不够足、内外制度规则衔接不充分等堵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要素和市场化竞争机制，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开放既能疏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卡点，又有利于持续保持经济发展韧性，激发经济内生活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

以开放参与全球治理，是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当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正在重塑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领域的规则边界。我国已设立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这些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制度型开放，可以更好地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积极引领者”转变。构建系统完备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是在大国竞争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举措，也是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路径。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内涵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以规则对接为纽带、以市场联通为基础、以要素高效配置为动力、以安全可控为底线形成的现代化开放制度架构与运行体系。

制度型开放是内核。其重点在于推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领域制度创新，以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替代短期政策激励，为高水平开放提供长期制度保障。

规则对接是重点。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绿色发展等领域推进制度适配改革，将国际规则带来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

市场联通是基础。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开放平台布局，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深度融合，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

要素流动是关键。推动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提升全球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和配置效率，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动能。

安全保障是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涉外风险预警、防控和处置机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金融安全和数据安全治理，确保开放发展行稳致远。

上述五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科学理解和把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科学内涵，对我国企业高水平践行开放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路径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引领体制机制深层变革。当前，开放已进入“边境后”规则调整阶段，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隐性壁垒依然存在，部分领域“准入不准营”问题仍然存在，服务业开放水平有待提升。对此，还需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理隐性壁垒，在要素获取、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领域切实落实国民待遇；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以金融、电信、医疗、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大改革自主权，使其成为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场”，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推动开放由“政策洼地”迈向“制度高地”。

二是以高标准规则对接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规则对接不是简单照搬国际标准，而是在对标中增强制度竞争力和兼容性。我国还需有序推进涉外法律法规适配修订，将外部标准压力转化为内部制度优化动力；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在守住安全底线前提下搭建便捷可控的数据流通通道；推进碳足迹核算、绿色产品认证等标准与国际接轨，提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塑造能力，实现由“被动接轨”向“主动共建”转变。

三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内外联通基础。市场联通的前提在于国内市场统一高效。当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内外贸制度规则衔接不畅。还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自贸试验区、经开区、高新区等开放平台布局，打造联通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节点；统筹推进协同开放，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优势。

四是以全球要素配置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当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不够明晰，高端人才便利化仍有空间，国际科技合作机制有待深化，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成本仍较高。还需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外籍高端人才来华签证、居留和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深化国际产学研协同创新，鼓励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创新平台，放大跨国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增强全球高端要素集聚和配置能力。

五是以系统化安全能力保障开放行稳致远。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高水平开放必须守住的底线。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提升，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关键产业链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问题交织叠加，对风险预警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还需建立智能化涉外风险预警体系，加强对贸易摩擦、跨境资本流动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动态监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多元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完善跨境金融和数据安全监管机制，织密风险防控网络。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质上是在更高水平开放中重塑国家制度竞争优势。它不仅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改革与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系统性制度工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以规则对接为突破，以市场联通和要素流动为支撑，以安全保障为底线，加快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持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我国企业而言，“十五五”时期深刻把握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代机遇，深入实施开放合作战略，通过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并辅以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不仅能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