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功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

提要：

一些企业习惯从自身出发，而非从产业链全局着眼，对产业链的结构全貌、发展态势、薄弱环节缺乏清晰认知和理性分析，不了解各环节的价值分布，不掌握关键环节的风险敞口，建链、补链、强链、固链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呈现碎片化和拼凑式特征。

AI 阅评：

本文阐述了国有企业强化链式思维的重要意义，剖析了国有企业在践行链式思维方面存在的战略认知偏差、组织协同不畅、创新要素割裂、风险管控片段化等问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应对举措，为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协同效率提供了实用指导。

从产业链全局出发，系统审视各环节关联性、协同性和价值性的链式思维，是推动产业基础高端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和可行路径。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庞大、产业带动力强、创新资源集聚，应当在践行链式思维、优化全链效率、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上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国有企业强化链式思维的重要意义

链式思维的理论演进先后经历了强调分工与衔接、强调治理与结构、强调系统与生态的时期，至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理论，将企业活动分解为基本活动与辅助活动，指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与优化。随后，以马丁·克里斯托弗为代表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更将视角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之间，强调通过整合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乃至最终客户，实现全链成本最低与响应最快。这一时期视角扩展到全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强调整体性、动态性和应对不确定性。

21世纪以来，随着产业生态学理论、协同理论、网络科学的快速兴起，产业被看作是众多主体通过物质、信息、能量交换形成的复杂自适应系统，链式思维的核心理念“把产业链当作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来优化”，由此得到更具系统性和实践性的发展。

链式思维演进成为从产业链全局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研发设计、原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售后服务直至回收再利用等各节点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利益分配和价值创造逻辑，追求全链而非局部的效率最大化、成本最优化和韧性最强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关联性、协同性和价值性三大维度，要求看待任何环节都不能孤立片面，要考虑上下游的连锁反应；追求节点企业之间战略协同、信息共享、流程对接与利益共享；关注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如何在链上无障碍高效流转，实现整体价值提升和公平有序分配。链式思维实质上是从优化“车间班组”转向优化“链条集群”，从“原子式竞争”转向“共生型竞合”。

链式思维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一是全局系统性。它将产业链视为完整的价值创造有机体，不片面追求某一环节的利润或效率，重视结构均衡与瓶颈突破。二是动态开放性。它要求根据产业链在技术变革、需求演变和政策调整中的动态演进特性，持续关注环境、不断重构链条，而不是固化在现有结构上。三是价值增值性。它的目标在于通过环节间的深度协同、知识溢出和联合创新，实现“1+1>2”的额外增值和协同效应。四是风险传导性。它引导企业共同构筑缓冲、备份和替代方案，应对任何一个断点或冲击导致的沿链条快速传导风险，培育提升整链抗风险能力。五是治理共生性。它要求链主企业不是简单约束管理供应商，而是承担生态构建责任，通过规则制定、利益分享和技术赋能，形成互利共生的治理格局。

国有企业强化链式思维不仅是时代要求，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是增强核心功能的现实需要，亟须立足全链全局，统筹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体系优势；是保障产业链安全韧性的重要利器，亟须运用链式思维精准识别薄弱环节，协同组织链上力量集中突破，构建形成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破解关键节点受制于人的困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亟须跨区域、跨产业、跨主体协同，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亟须以链式思维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堵点痛点，将科技创新的“点突破”汇聚成产业跃迁的“链动能”，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链式思维在国有企业的实践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链式思维在国有企业已有实践应用。一是国家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标志着工作重心从解决“卡脖子”技术转向推动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和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发展要求更加聚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通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确保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稳定、形成生态。二是政策法规层面重视支撑保障。例如，《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产业链安全工作的基本制度框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风险防范、应急管理等制度，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将碳排放强度、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废弃物回收率等指标纳入供应链评价体系，推动全链条绿色闭环管理。三是国资央企层面加强能力建设。国务院国资委明确要求提升“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四种能力，并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建立“四图五清单”产业基础数据库，即产业图、区域图、企业图、路线图，以及项目清单、企业清单、产品清单、技术清单、问题清单，系统梳理产业链关键环节，做到底数清、方向明。搭建共性技术平台，推动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深度交流与协同攻关。

但是，国有企业在践行链式思维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战略认知偏差，链主意识薄弱。其一，发展视野封闭。一些企业长期在相对稳定的行业环境中成长发展，逐步形成以资本回报、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为核心的战略思维惯性。发展视野倾向于通过全资、控股和内部配套等形式，构建起封闭的“大而全”体系，但这种看似管控力极强的纵向一体化，往往因集团内部缺乏有效竞争导致成本高企、创新不足，而陷入“大企业病”和“产业生态板结”困局。其二，战略自觉不足。一些企业固守“有什么做什么”的跟随逻辑，而非“缺什么补什么”的系统布局，习惯从自身出发，而非从产业链全局着眼，对产业链的结构全貌、发展态势、薄弱环节缺乏清晰认知和理性分析，不了解各环节的价值分布，不掌握关键环节的风险敞口，建链、补链、强链、固链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呈现碎片化和拼凑式特征。其三，链主意识不强。部分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仍呈点多面广、力量分散格局，一度出现众多企业一哄而上的势头，重复投资、同质化竞争削弱了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发展成效，没有形成各类型市场主体协同互补的发展格局。一些产业链链主企业，更多关注在产业中的规模与排名，而没有把重点放在定义技术路线、创立行业标准、协同生态伙伴及共享价值创造上。

二是组织协同不畅，跨界协同不够。其一，条块分割制约协同。一些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条块分割管理方式，是践行链式思维的重要体制障碍。集团内部缺乏跨部门跨板块的战略协同、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等机制，在协同过程中面临普遍性阻力。一些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合作时，仍较多沿用传统的交易关系为主要形式，而非着眼于构建深度的战略协同关系，未能真正实现从“交易博弈”向“价值共创”的转变。其二，组织架构不匹配。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仍停留在传统的科层制结构上，层级多、链条长、决策流程复杂，运营效率不能适应业务发展和产业链调整变化需要。有的企业虽然设立产业链管理相关部门，但对于因部门壁垒出现信息孤岛，以及全链条数据共享和协同决策等方面的问题仍缺乏实质性的统筹协调和有效的协同管理。其三，跨边界协同不到位。链式思维要求跨边界、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管理，但一些担任链主的国有企业在与其他类型企业合作中，还没有建立起互信共生的长期紧密联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链质量水平和持续创新基础还不稳固。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链上协作还面临地方保护、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外部壁垒，国有企业突破无形之墙的动力和能力还显不足。

三是创新要素割裂，成果转化不畅。其一，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较强实力，但丰厚的创新资源并未充分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关键症结在于没有解决好创新链与产业链“两张皮”问题。一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仍习惯于“单打独斗”，缺乏组织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攻关的能力。产学研用融合不够，科技成果向产业链生产力的转化效率还不高。其二，协同生态构建不力。国有企业具备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向链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试验验证条件和应用场景的巨大潜力，但受制于知识产权界定不清、利益分成机制缺失、采购准入壁垒等因素，尚未形成广覆盖、深协同的创新生态。其三，数字化转型滞后。链式思维的有效落地，需要数字化工具的支撑，即通过数据打通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壁垒，实现全链的可视、可析、可控。一些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点状布局阶段，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与上下游的数据接口不统一、数据标准不一致，难以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全链贯通的数据流，数据孤岛问题突出，严重制约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与参与产业链协同的能力提升。

四是风险管控片段化，考核激励待加强。其一，整链韧性不足，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国有企业普遍强化内控和风险管理，但多数风险管理仍以单一企业资产负债表健康、流动性充足、合规经营为边界，缺乏针对整个供应链、产业链的系统性风险评估与压力测试。特别是关键矿产、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对外依存情况，在一些企业内部仅在采购部门分散掌握，未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展全链排查和替代准备，易受地缘政治冲突、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影响，暴露出较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链上中小企业往往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环，其大面积停工或倒闭会带来连锁反应，而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和信用支持及应急互助机制还不够完善，通过加强共同风险管理确保产业链韧性安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二，考核激励未充分体现全链价值。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已引入“一利五率”等质量效率指标，但总体仍侧重单个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未能有效反映企业在产业链优化中的带动作用和外溢价值。建设共性技术平台、对上下游企业进行技术赋能、开放供应链渠道、培育本土供应商等链式行动，往往在当期表现为成本增加而收益不显著，容易被短期考核压力挤出。对突破现有供应商体系、扶持国产替代的企业，缺少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一旦替代过程出现质量波动或延期，面临着可能被追责问责的压力，使得链式思维中极为重要的“产业生态贡献”因难以量化而被虚置。

国有企业强化链式思维的对策建议

面对深刻变革的产业环境和肩负的使命责任，国有企业应将链式思维从理念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形成一批具备全链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现代产业链链长企业，构建形成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一是坚持链式思维引领，绘制产业链全景图。其一，联合行业协会、新型智库、骨干企业，绘制覆盖上下游的全景式产业链图谱。图谱应清晰地标示各环节的市场规模、技术制高点、关键企业、对外依存度及风险等级，动态监测断链断供风险和技术变革动向。其二，找准在全球或区域产业链中的定位，差异化布局，精细化管理。战略规划编制增设产业链分析维度，重大决策注重从“企业视角”向“产业链视角”升级。明确任务书和时间表，对薄弱环节及时补链，对风险环节及时固链，对优势环节持续强链，对新兴领域主动建链。其三，全链条视角审视资源配置、流程优化和价值创造，打破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架构，建立适应链式思维的矩阵式或网络化组织。设立产业链管理委员会或专责部门，赋予跨部门、跨板块的统筹协调权责。充分发挥党建优势，以“链上党建”推动产业链协同，实现组织阵地建在“链”上、服务保障聚在“链”上、协同发展嵌在“链”上。

二是优化产业组织生态，带动全链融通发展。其一，主动从“挤压式采购”转向“伙伴式协同”，改变简单低价中标导向，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建立以全生命周期成本、综合创新能力、供应韧性为核心指标的战略供应商评价体系。与关键战略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分享产能规划信息，开放研发需求库，联合承担重大技术攻关。其二，在产业链下游服务、新材料、数字科技等充分竞争环节，与具备核心技术的民营资本合资合作，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加固产业链节点。国有企业之间也要加强横向链式协同，以市场化方式组建联合采购、联合研发、联合出海联盟，避免重复投入和“内卷式”竞争。其三，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孵化”模式，开放内部应用场景和试验验证平台，支持链上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形成国企民企协同共进的生动局面。

三是破解痛点打通堵点，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其一，建立产业链共性技术需求清单，牵引创新方向，由链主企业牵头，汇聚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中小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创新成果在链上通过专利池、交叉许可方式共享共用。其二，设立产业链创新发展基金，采用链主企业出资+社会资本参与架构，重点投向填补国内空白、但市场规模尚小的早期技术，鼓励探索、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支持创新，开展长周期考核。其三，努力从企业自身的“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支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等改革措施落实，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四是筑牢安全韧性防线，推动链式价值考核。其一，建立覆盖全链的战略性风险预警系统，将关键矿产、核心零部件、特殊装备、工业软件等，按照国产化程度、供应集中度、可替代性划分为“红黄绿”等级，设置动态库存和战略储备阈值。推广“双源/多源供应”策略，在保障经济性的前提下，对红区清单项目加快培育国内备份或拓宽多元进口渠道。其二，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借助国有资本信用，打通核心企业信用向中小供应商传递的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防止因链上薄弱环节现金流断裂引发连锁崩塌。构建链式应急预案和演练机制，针对极端地缘冲突、重大自然灾害等场景，组织上下游联合桌面推演，明确替代技术和备用物流路线，储备接续产能。其三，建立健全链式价值考核体系，增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数量和突破进度、战略性供应商培育数量和本地化配套率提升情况、链上中小企业营收增长率、联合申请专利数量、产业链碳足迹下降率等指标，为敢于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布局、敢于在协同创新上投入提供制度保障。

五是深化要素配置改革，提升链式管理能力。其一，推动国有资本向产业链核心环节和“卡脖子”环节集中，探索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链式支出科目，定向用于补链强链。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同类业务、上下游业务之间的专业化整合，减少内部同业竞争，聚拢链上关键资源。由链主企业、主要供应商、客户代表、行业专家协商制定团体标准、利益分配规则和应急协同机制，以共治共管促共担共赢。其二，在保障数据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突破数字化孤岛，制定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和信息模型，推动链上关键业务数据安全共享，实现需求、产能、库存、物流的动态可视和智能调度，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其三，推动链式思维融入企业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注重培养和引进兼具产业洞察、系统建模、跨组织协调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鼓励青年人才到产业链关键薄弱环节的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挂职轮岗交流，培育提升跨边界协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