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新

很多年没进过影院了。

曾经，我对电影极度着迷。年少时，只要看见街头新贴的电影海报，心里便百爪挠心。那时，电影票只要5分钱一张，但对囊中羞涩的我来说，依旧是奢望。我常约上三五个小伙伴，吃过晚饭，趁着夜色去翻电影院的高墙。

围墙很高，我们只能搭人梯，先把一人托上墙头，再由墙上的伙伴依次拉上底下的人。翻墙看电影的孩子多了，久而久之，便引来了影院管理员的注意。有一次，我们刚跳进院内，黑暗中传来一声呵斥，一行人被抓了个正着。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胜利油田钻井队的一名钻工。那时，钻井队驻扎在孤岛的荒草甸上，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日子单调寡淡，生活除了钻井劳作，便是睡觉，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消遣。

半年后，钻井队搬到滨县八里庄附近打井，去滨县县城看电影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从井队驻地到县城，大约5公里。电影是晚上放映，而井队实行3班倒。要看电影，上白班的时候去不了，干了一天活儿实在太累；上4点班的时候也不能去，因为需要在岗值守；只有上零点班的时候，才能挤出一点空闲。

我们会提前买好票，晚饭也顾不上吃，从食堂揣上几个馒头，一边啃一边往县城赶。看完电影天已经很晚了，隆冬的野外很黑也很冷，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赶，无遮无拦的北风呼啸着，冻得人浑身僵硬，恨不得立刻回到驻地，钻进暖和的被窝里睡上一觉。可惜，迎接我们的只有一身冰冷发硬的工装，因为回去后就到交接班的时间了。那一刻，总会暗自懊悔，何苦为一场电影奔波受冻，暗暗发誓下次再也不去。可等到下次零点班，这样的事情又会重复一次。

我打小喜欢写作，入职没多久，便常有短文刊发在油田内部报纸上。钻井指挥部电影队想找个人写幻灯片脚本，不久我就被选中调离钻井队，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每次出去放电影，我们乘坐的汽车还没到，消息就已传遍各村各户，人们奔走相告，这成了幸福的喜讯。

九分厂、丰收村、探宝村这些油田家属聚居点，更是热闹。

他们早早赶到放映场地，各出奇招占位置。太阳还老高，空地上摆满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椅子、长条凳、小板凳、马扎子；地面画着各色不规则的圆，砖块、石子摆出记号，宣示“此处已有人占座”。

汽车一进村，孩子们呼啦一下子涌过来，追在汽车后边跑，一边跑一边喊：“来电影啦！来电影啦……”汽车一停，他们立即围上来询问放什么片子，是不是打仗的。得到答案后，便一阵风似的跑出去做义务宣传员。

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封存多年的老电影解禁复映，不少海外影片也陆续引进。我们接连放映各类新老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经典影片热度极高，常常连放十几场。看得次数多了，片中那些经典对白，我几乎都能脱口背出。

油田俗称是“没有围墙的工厂”，职工来自五湖四海。每逢春节，大部分人返乡团圆。当然，也有不少人要留下来坚持生产。进电影队的第一个春节，队里只剩下我和放映员小马，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两场电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放映地点设在队里的“作战室”。

那个春节，雪下得少有的大。一觉醒来，我听见外面有人问“过年好”的声音和踏雪行走发出的咯吱声，我知道，已有观众早早朝着放映点赶来。他们大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油田的汉子们，大多驻守井场，无暇顾及这份热闹。我和小马爬起来，检查了一下影片，就提着片盒，踏着没过脚脖子的积雪向作战室走去。

那个春节，依稀记得我们放映了《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霓虹灯下的哨兵》《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多部影片。放映机的光落在雪地上，落在一群看电影人的脸上。多年之后我记住的，也始终是那一束光。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