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芝珊

“家乡那颗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记着我曾走过的路……”车载收音机慢慢飘出老歌，后座七岁的儿子喊，妈妈，我们到了。

今年国庆，我带着儿子回到老家福建安溪李家村。老屋原址盖起新洋房，落地窗映着日光，亮堂堂的。还好村口那棵红枣树还在，枝干愈发粗壮，树皮皱巴巴，枝上结着青枣，挂着雨珠，泛着细碎水光。

“妈妈小时候就在这树下玩。”我蹲下来，指着被雨水泡软的泥地。儿子捡起一颗石子，翻来看看，随手丢出去，撇撇嘴，不好玩，什么时候走。我哄他多待一会儿。看着他黑亮的眼睛，忽然想起另一双眼睛，圆圆的，像泡在清水里的葡萄。

那是儿时伙伴李真真的眼睛。小时候她住在我隔壁，父母长年在上海打工，一直跟着奶奶生活。

九岁的那个夏天，我们总守在枣树下玩抓石子。真真手指纤细灵巧，五颗小石子在她掌心翻飞起落，像振翅的蝴蝶；我总是笨手笨脚，接连漏掉好几颗。她输了也不气恼，赢了眉眼会弯起来。跳皮筋的时候她个子矮，常常站两头扯着皮筋。轮到她跳，身子轻轻巧巧在绳间钻来钻去。丢沙包她跑得最快，身上那件碎花衣裳，被风吹得鼓鼓的。

夏夜捉迷藏，总要玩到很晚。村里各家母亲的呼唤声，一阵一阵漫开。真真奶奶的嗓子哑，总是最先喊：阿真，回家啦。我们躲在石堆后面，或是枣树枝杈间，捂住嘴不敢出声。等到大人不耐烦要生气了，才一哄而散。

真真跑在前头，两根麻花辫在月光里一甩一甩，回头朝我挥手：明天还要玩。

变故来得突然。初三暑假，同学告诉我，真真生了很重的病，人瘦得脱了样子，脸尖下去，胳膊细得像根竹竿。我跑到她家大门口，门锁着，怎么喊都没人应。真真奶奶红着眼说，孩子跟着父母去上海看病了。

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枣树下，摸着树干上我们一起刻的两个字：真珊。当年拿石头胡乱划上去，歪歪扭扭。

真真再也没有回来。我问到上海的地址，写过一封信，写枣树开花，写枣子熟了。信寄出去，没有回信。后来功课越来越多，慢慢就不再写。偶尔听母亲提起，真真还在慢慢调养身体，一家人在上海安下了家。等到真真奶奶也搬走，我们就彻底断了消息。读书，上班，成家，真真这个名字再也没有被想起来过。

此刻树下，儿子踮脚想去碰低处的枝条，够不着，就轻轻晃一晃树干。细碎的枣花落下来，沾在他肩头。他看了两眼，又蹲下去摆弄石子。云缝漏下阳光，被雨洗过的枣叶，绿得透亮。远处传来母亲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悠长又温热，和二十多年前听的，几乎一样。

“妈妈，树干上那道印子是什么呀？”儿子抬手指着树干。

我俯身看去，正是当年歪歪扭扭刻下的两个字——真珊。刻痕跟着树木生长慢慢扭曲变形，却固执地留在树干上。我抬手轻轻抚过粗糙的刻痕，轻声跟儿子说：“这是妈妈小时候刻的，以前在这棵枣树下，我有一个最好最好的伙伴。”

天忽然暗了，雨点落下来，打在叶子上哗哗响。我连忙拉着儿子，快步跑向车子。

儿子扯了扯我被打湿的衣袖：“妈妈，你的衣服淋湿了。”我这才回过神，发动了车子。后视镜里那片葱郁的绿意渐渐缩成模糊的小点，儿子小声追问：“那位真真阿姨，以后还会回来吗？”

我没有作答。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雨朦胧了前路，什么都看不清了。

（作者来自江西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