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巴拉萨 萨拉·福勒

※ 各国政府将采取不同措施，保障能源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能源安全无疑将成为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

※ 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已不再是暂时的航运瓶颈，而是标志着2026年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崩塌，需要对全球能源安全和生产资本的地理分布进行重新评估

※ 2026～2030年全球能源市场的战略格局将以两大特征为主：双层分化的市场结构和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 后霍尔木兹时代的战略重构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最重大的变革。海湾地区不再是无可争议的能源巨头，一个以大西洋为中心，更加碎片化、更具韧性、成本更高的全新格局已然形成

近期，地缘局势持续震荡，深刻扰动全球能源市场与原油价格预期。可以预见，地缘政治冲突对各国政府的能源政策会产生深远影响，各国将采取不同措施保障能源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能源安全无疑将成为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

未来能源市场将呈现三大趋势

据道琼斯能源分析，未来能源市场将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一是更趋极化，合作减弱。过去几年，世界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贸易裂痕、重大区域冲突和广泛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如今，随着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作为波斯湾通往外海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受阻。在各种因素推动下，相比前30年，世界极化进一步加剧。随着这一趋势的持续，贸易将趋于次优（注：经济学理论，指在无法全部满足帕累托最优所需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其他条件来达到约束下的最优状态），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而在碳减排和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合作将日益减弱。

二是化石能源需求根深蒂固。20世纪以来，能源行业投入巨额资本，用于碳氢燃料及产品的生产、炼制和运输。这一价值链无法轻易取代，其他能源要想建立同等规模的价值链，需要数十年时间。中东危机不足以促使能源行业取代碳氢燃料价值链，阻力最小的默认路径是建立应急方案，应对未来危机。此外，据国际能源署（IEA）早前统计，全球仍有超过25亿人口缺少清洁烹饪能源，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加速经济发展，最快的方式仍是传统的化石能源消费。

三是供应多元化及运输灵活性增强。霍尔木兹海峡事件进一步引发了关于供应风险和运输安全的广泛讨论。中东能源的主要进口国将尝试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在其他地区进行勘探和生产，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中东国家将大力投资中游基础设施（即管道和港口），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并开辟替代运输路线。

对许多亚洲进口国而言，这场危机关乎存亡，因为该地区约60%的石油经由此处运输。海上交通突然中断导致主要工业基地面临燃料和石化原料短缺，价格剧烈波动。私营部门直接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和运营冲击。长期以来作为海湾生产伙伴关系基石的西方大型能源集团，资产负债表也遭受重创。这种环境下，世界各国意识到，以往依靠单一咽喉要道的能源供应过于脆弱，已不再可行，竞相寻找替代供应来源。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已不再是暂时的航运瓶颈，而是标志着2026年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崩塌，需要对全球能源安全和生产资本的地理分布进行重新评估。

海湾地区能源设施和声誉或将遭受永久性损害

海湾部分受损严重的能源设施及长期积累的市场声誉损害2030年前或难以完全修复。海湾各国能源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损毁，修复需要投入巨量资金和工程技术力量。

据IEA署长比罗尔2026年4月21日通报，全区84处能源设施受损、其中34处严重或非常严重受损；此后冲突持续，最新一期（9月11日）IEA月报显示8月海湾仍有逾1000万桶/日产出处于关停状态。部分资产存在产能永久折损风险，但并非已经彻底丧失生产能力。想要恢复至战前运行水平，过程极其漫长，绝非简单设备重建即可完成。IEA作出情景推演：假设实现全面停火且不再发生新袭击，受扰动产能中50%或可在停火后两周内恢复，另有30%可在六周内复产；剩余20%修复周期将长达数月乃至数年，其中部分产能存在永久性折损风险。但截至2026年9月，IEA已进一步下调预期，将海湾供应的全面恢复推迟至2027年。8月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日的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全球库存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逾5亿桶。IEA指出，由于安全风险持续、运输通道受限，此前“停火后快速恢复”的假设并未成为现实。

此外，产能恢复还面临多重现实制约：前期设备维护工作大量积压；能源专用定制备件全球供货周期拉长、供给紧张；大量外籍技术人员撤离，造成关键技术人才缺口，而这类专业人才是上下游复杂设施复产运维的核心条件。

除基础设施损毁外，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长期建立的能源安全供应声誉遭受沉重打击。数十年来，该地区作为稳定、大规模的碳氢燃料供给方的市场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动摇。

因此，未来来自波斯湾的原油或将持续带有结构性地缘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博弈筹码，重塑了全球市场对该区域的风险判断。在可预见的未来，海峡再度出现航运受阻的风险，将持续压制相关领域投资意愿，并推高航运保险与海运运费成本。

海湾合作将聚焦霍尔木兹海峡替代策略

由于作为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被随时关闭，促使海湾国家的能源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开始探索一种兼顾原油生产与基础设施冗余的全新模式，将出口路线视为关乎国家生存的头等大事，确保即使主要海上航线被封锁，原油仍能到达全球市场。采取的措施包括快速扩张陆上管道，以及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发新的出口枢纽。

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海湾国家加速推进规划已久的海湾地区国家铁路连接项目。此外，因政治分歧搁置数十年的历史性管线项目也被重新提上日程，其中包括基尔库克—巴尼亚斯管道和跨阿拉伯管道（后者曾将沙特原油输送至黎巴嫩的西顿）。虽然这些项目在外交和安全方面面临巨大障碍，甚至一些方案因成本过高被束之高阁，但如今却被视为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关键投资。

海湾产油国不断加大力度，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打造新的石油储存和出口枢纽（如阿曼的塞拉莱和苏哈尔），将该地区能源物流的重心转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其中最可行的方案当属从沙特油田经阿曼延伸至阿曼南部海岸出口点的输油管道，该方案曾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于2021年由阿曼重启。考虑到亚洲市场的需求及红海和黑海安全性欠佳，这条管道将可直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

在伊拉克，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在3月达成协议，重启基尔库克—杰伊汉项目，这将使前者进一步掌控伊拉克原油出口。然而，伊拉克的管道项目通常面临财务、政治和安全挑战。例如，伊拉克声称伊拉克—土耳其管道（ITP）从基尔库克至土耳其边境管段（每日输油160万桶）修复工作已接近完成，但市场消息人士预计重新开放还需数月时间。此外，初期将仅可输送联邦北部油田生产的原油。

伊拉克政府已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建设一条从巴士拉至伊拉克西部哈迪塞，全长685公里的输油管道。该管道日输油量将达到225万桶，使伊拉克原油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土耳其的杰伊汉、叙利亚的巴尼亚斯和约旦的亚喀巴抵达全球市场。4月，伊拉克石油部获得授权，邀请企业投标该项目，估计成本为46亿美元，其中15亿美元已在2026年预算中划拨。

沙特阿拉伯积极行动，启用应急基础设施，东西向管道一度满负荷运行，日输油量约700万桶（冲突前仅200万桶）。该管道由沙特阿拉伯建于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旨在应对海上威胁。然而，2026年9月中旬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阿联酋的政策也发生深刻转变，近期宣布退出欧佩克（OPEC+），史无前例，这与该国全新的出口战略密不可分。阿布扎比加速推进第二条哈布山—富查伊拉管道的建设，预计2027年完工。地处阿曼湾的富查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该项目旨在使港口的出口能力实现翻倍。通过扩建这些管道，阿联酋将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提供更便捷的航运路线，挑战沙特阿拉伯在海湾地区的主导地位。此外，阿联酋还提出建设从沙迦的哈姆利亚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西）至富查伊拉的原油管道。

卡塔尔没有其他可行的出口选项。美伊冲突下，该国脆弱的能源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卡塔尔仅有一个国内枢纽，位于拉斯拉凡，用于将天然气加工成LNG，运输至海外市场，并且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实证明，冲突初期拉斯拉凡的预防性关闭十分明智—3月下旬伊朗导弹袭击导致此处产能损失17%，并且未来3～5年无法恢复。

4月中旬，土耳其能源部长重提从卡塔尔经沙特、约旦和叙利亚至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方案，以便延续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然而，巨大的成本叠加土耳其和卡塔尔与沙特政府关系动荡，以及欧洲长期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该项目的推进变得极其困难。

作为过境国和中等产量产油国，叙利亚或可恢复往日荣光，改善该国经济困境。该国从之前与海湾国家及邻国合作，转而寻求替代运输路线。但这一转变充满风险，因为内陆管道极易受到无人机攻击，而经红海通往亚洲的一切出口路线仍依赖于曼德海峡的安全通行。

如今的战略现实：单一高效的海上航线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高成本、高冗余的通道体系，相比经济优化，更加注重安全性。

外国投资更加青睐地理多元化

海湾地区形势的转变导致国际投资者重新评估当地风险，流向GCC国家的资本明显缩水。由于担忧能源设施、亚马逊数据中心和旅游景点等关键基础设施遭受袭击，海湾地区不再被视为安全避风港。海湾地区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也因此萎缩。这种环境下，迫使地区主权财富基金将资本转向国内修复和国防，导致国际交易氛围进一步遇冷。

石油巨头规避海湾地区风险溢价，重塑投资组合，从根本上重绘了全球勘探投资版图。西方石油巨头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在运营环境更稳定的新兴地区（如大西洋盆地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土耳其）进行勘探或生产。大西洋盆地生产商或将绕行好望角，争夺全球（尤其是亚洲）市场供应份额。全球物流格局发生深远变化：最短路线不再是最可靠的黄金路线。

在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全新能源版图中，巴西已然成为核心。2026年3月至4月，随着亚洲各国寻找替代供应来源，需求激增，推动巴西石油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30万桶/日。巴西离岸盐下油田产量不断增长，预计2026年将获得创纪录的213亿美元投资。

2030年，预计圭亚那原油产量将从目前的略高于90万桶/日增至170万桶/日，成为OPEC+以外全球最重要的原油供应新势力。阿根廷瓦卡穆尔塔尔（VacaMuerta）页岩油气开发进展迅速，2025年产量创下纪录。随着基础设施建成，打通页岩油输送通道，阿根廷有望成为大西洋盆地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以及替代中东原油的稳定供应来源。

非洲同样在重塑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纳米比亚异军突起成为重要的新兴势力。预测显示，纳米比亚可能在2029年或2030年启动石油生产，到2035年产量将升至50万桶/日。英国石油公司（bp）收购纳米比亚石油区块运营权益，明显意在对冲中东动荡。在加蓬，埃克森美孚签署了初步勘探协议。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西洋盆地原油生产将成为亚洲原油供应的重要来源，这些原油将绕行拥堵的巴拿马运河和好望角航线，避开苏伊士/红海航线和霍尔木兹海峡。考虑到运输成本，长期来看，大西洋盆地产油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或将拥有更好的机会。此外，委内瑞拉变幻莫测的投资环境也是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关键因素。

美国政府推动更多美国石油公司投资委内瑞拉，以弥补海湾原油损失，标志着美国对外能源政策转向务实。通过对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施加影响，美国将创造极其可观的石油产量，或可在市场占有率和价格上与OPEC+一较高下。OPEC+在石油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源于闲置产能，这一杠杆不太可能改变。然而，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潜力巨大，预示着未来西方国家或将减少对OPEC+的依赖。

就深受美国炼油厂青睐的重油而言，委内瑞拉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雪佛龙最近达成一项资产互换协议，增持委内瑞拉重油权益。此前，委内瑞拉修改了化石燃料交易法。然而，扩大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面临巨大障碍，尤其是石油增产需要投入巨资，增产主力或将来自西方石油公司，而相比其他周期短、回报快的项目，委内瑞拉石油增产周期长、回报慢，这些公司将需要再三权衡。

冲突结果决定全球能源市场前景

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迫使各国重新评估国际物流，催生了全新的双边和区域合作，但这些合作往往存在争议。选择性放行使世界其他地区完全身陷高成本的开放市场。对既有的海上贸易秩序而言，这种选择性放行在地缘政治和法律层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场冲突的结果对未来碳氢能源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伊朗能提供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成为GCC的友好睦邻，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或将下降，碳氢燃料仍将是亚洲国家能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乐观情景下，西方石油公司将获得投资机会，原油产量峰值或将超过500万桶/日。然而，如果冲突结果使得最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伊朗全新的制约手段，那么作为曾经可靠的能源供应方，中东的声誉将遭受永久性打击，依赖该地区的国家将转而寻求多元化的供应来源，石油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

安全因素驱动能源转型

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动了全球能源转型，使可再生能源成为更可行的替代方案，开发可再生能源变得迫在眉睫。除了这一因素外，自2020年以来，由于中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电池储能成本大幅下降，同样推动了能源转型。电池可将可再生能源储存起来，在供应受限时使用，解决了传统风能和太阳能相比化石燃料发电存在的间歇性问题。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储能能力不再只是技术优势，更是抵御供应链中断的战略防御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或将带来复杂挑战。和对中东的石油焦虑如出一辙，一些国家担忧在关键能源技术上受制于中国。为此，美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正努力提升独立电池制造能力。尽管这些地区的制造成本高于中国，但为保障能源安全，各国政府仍将电池产能视为重要的国家资产。

对于没有油气储量的国家而言，能源转型是对脆弱的全球碳氢能源供应链作出的战略回应，为实现技术驱动型的能源独立提供了路径。然而，市场主流情绪将更重视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而非能源可持续性，从而限制低碳和清洁能源投资。

纯电动汽车和油电混合汽车将在交通运输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公路商用运输车队、非道路设备、海运和航空仍将继续依赖内燃机。此外，对塑料、润滑油、溶剂和洗涤剂的需求日益增长，几乎没有可行的替代品。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要想加速经济发展，最快的方式仍是传统的化石能源消费。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替代能源将持续增长，但长远来看，将优先考虑安全性。

2026~2030年风险矩阵及战略展望

2026~2030年全球能源市场的战略格局将以两大特征为主：双层分化的市场结构和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马上重新开放，其作为安全航道的地位也将永远无法恢复。从战略层面来看，依赖中东作为全球唯一剩余产能来源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意味着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保持波动，并高于冲突前水平。战略储备可抵消部分中断，但毕竟储备有限，只是权宜之计。

如今市场必须接受一个结构性现实：物流限制、海湾地区风险溢价、电池等替代能源的高成本将永远成为能源成本的组成部分。在可预见的未来，海湾国家运费和保险费率将维持战争风险水平。寻求路线更长、成本更高但更安全的贸易路线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但当前市场价格尚未完全反映这一结构性变化。

欧洲进口商极易进一步受到红海和曼德海峡航运中断的影响。如果红海和曼德海峡关闭，将迫使船只绕行好望角，大幅增加能源和化学品运输的时间和成本，欧洲和亚洲经济体面临巨大的通胀风险。许多供应链，特别是石化和化肥供应链，仍依赖海湾出口。这将对国家经济竞争力产生长期影响，可能促使工业中心转移至大西洋盆地或能优先获得伊朗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国家/地区。对大西洋盆地产油国而言，未来充满机遇。

投资环境出现根本性分化。GCC国家资本流入缩水，相比之下，大西洋盆地和新兴勘探地区正涌入巨额资金。为免受中东地区声誉受损和基础设施损坏的影响，各大石油公司正积极推动投资组合多元化，转投南美和非洲地区。这种布局调整不是应对高油价的缓兵之计，而是立足长远，为未来寻找可靠资源和利润支撑，更加注重供应安全，而非历史伙伴关系。

后霍尔木兹时代的战略重构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最重大的变革。海湾地区不再是无可争议的能源巨头，一个以大西洋为中心，更加碎片化、更具韧性、成本更高的全新格局已然形成。

第一作者卡洛·巴拉萨（Carlo Barrasa）系道琼斯能源洞察团队负责人兼副总裁；第二作者萨拉·福勒（Sarah Fowler）系牛津分析国际经济高级分析师